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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foe观感很复杂的相当优秀的历史文。火烧平原无遗燎致力于让读者祛魅，全无亲妈感，把主角扔进历史洪流里看他们怎么沉浮。与其说是‘主角’，不如说他们是人类学学者的调研对象，行事和思考始终脱离不了‘时代局限性’。
>> 美国教士来的那天，正是惊蛰日子，晏甫良靠在椅背上看报，读一则女校学生同性恋爱的文章。屋里一股新刷的漆味，外头竹声如雨，都是某任知事栽的。自辛亥光复以来，阎县知事几月一换，到现今已不知有几任了。
见“年貌”列：年——二十四岁，身高——英六尺一寸。抬眼一看，伊个头是挺高的。额——合中。他仔细端详起这人来，琢磨了一番，寻思着这额头算不大不小。目——蓝。老话说得好：男不伦，女行奸，鬼子眼珠都发蓝。鼻——大。哪个洋人不是高鼻子？口——合中，颌——方，发——黄，面色——白，面形——窄。晏甫良好容易一一对照完，那美国人也一直站在那里，手中拿着毡帽，左手倒腾到右手，站不定的样子。又翻到背面，是西文，盖了美国公使的章子，顶上钉了张相片，一个年轻洋人，站在一堵藤墙前，外套敞着，双手插在裤荷包里。
他心里懊恼道：早知道有相片，老子就不比划这么久。
他很快发现中国学生们起的英文名千奇百怪，有“林肯”，“俾斯麦”，甚至还有一个“拿破仑”。第一次来了三个林肯，两个俾斯麦，他们都打着领结，穿着呢料西装，是很像样的年轻中国绅士，而且会抽雪茄。
朗诵了T.S. 艾略特。那首诗歌有种奇特的朴素韵律，用时髦的话说，它很现代。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我也做不成。电灯的影子投在那个阿默斯特学院毕业生的脸上，他太白了，从耳后根到脖子显著地红成一片。我是侍从大臣，一个适合给帝王公侯出游炫耀威风的人。看那手势，太戏剧化了，那惨白又通红的脸仿佛涂了铅白油彩。精明，细心而又慎微谨小。会不会有点太装腔作势了？他想。有时，的确，近乎荒唐可笑——有时，差不多是个丑角。
他和大家一起鼓掌，没有过于热烈，一半是因为他欣赏不来，一半是为了维持着头等舱乘客们应有的那种养尊处优、见惯不怪的疏离和无聊。
中国的纺织业正处在存亡关头。本土的棉花品种纤维粗短，无法适应大规模的工业化纺织，而引进的美国品种已陷入全面退化。原料的紧缺迫使本土厂主们不得不高价购入棉花，而日本的纺织厂凭借技术和政策上的优势，挤压本土纺织厂的生存空间。本土纺织业陷入绝境。罗威尔受到的委托是培育出适合本土的种植的棉花，为纱厂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
米尔斯若有所思地说，“我怎么记得那个丈夫没有受洗。”
“确实还没有。”米尔斯太太说。“不过我想很快了。一般来说，女人要比男人更容易接受福音一点。我们最近都有特地为他们祷告。”
“阿比盖尔的教名是我起的，”弗吉尼亚说，不过在座的大人们似乎没有觉得有必要对此进行表扬。内森一声不吭地闷头吃饭，听弗吉尼亚滔滔不绝地讲阿比盖尔，感觉她仿佛在谈论自己最喜欢的玩偶娃娃。
他抬起头，看见屋梁上有陈年烛火熏过的痕迹，又黑又油。他想起在上海的时候，租界里的锡克士兵有时会拦下半个街区的行人和黄包车，让他的黄包车先通行。他那时对此太习以为常，竟没有意识到那原来是租界里才有的特权。
房里一股陈年木料和樟脑味，就像一个多年未开启过的小脚女人的嫁妆箱。在阎县的那些日子里，他渐渐将这种味道和月光联系在一起，就仿佛那是月光的气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气味，就算闭上眼，他也能知道自己在中国乡村的某处，而不会迷迷糊糊误以为身在纽约的哪个旅店里。何况还有春虫的鸣叫，细细的，像电流声般稳定。他微睁开眼，透过青色纱帐，房间里的家具物什就像中国皇陵墓道上的石雕，黑黢黢的，瞪着眼睛，一眨不眨。
他们平日里吃的肉菜，都是县里的士绅认捐的，十分丰盛，生怕一个没招待好长官们，就要被拘至营里挨军棍。因为晏营长虽说是来剿匪，其实比土匪还利害。先前黄衣会来抢过一轮的钱，他又要来收一遍，美其名曰“助饷”。还一来就占了车氏祠堂——那祠堂本是用作学堂的，现在学生也只能另寻上课去处了。
几十张小口叽叽喳喳，唱得精神抖擞，沸反盈天。车校长甚为得意，问推广全县传唱如何。晏营长大为感动，马上下令：小学堂须认真上课，不得随意放假唱歌。车校长马屁没拍成，非常郁闷，晚上还得陪晏甫良叉麻雀。晏甫良私设赌局，一是为了打发时间，二是想换点现洋。原来他们的月钱都是拿军用票发的，贬值飞快，在外还不好流通。于是就想到了找本地有钱人开刀，输了就赔他们些军用票，赢了就要他们拿袁大头出来。
他刚把匪事报给团部，就听闻了休战的消息。两军订立了和平公约，均从上海撤军。上头便让他先不把队伍开走，而是守住阎县，原地剿匪。那见风使舵的徐文香，一听说局势平定，又坐汽轮回来，还想接着做他的知事，哪知东南早就已经变了天。将他拱上这个位置的人，是奉系的官僚，那警卫局的局长，更是奉军的旧部。自去年大战之后，奉系树倒猢狲散，他们早就失势。也怪徐文香自己不争气，竟然是个文盲。于是晏甫良给他安了个“目不识丁”的名头，让他滚蛋。
没过几日，上海报纸密密麻麻的“外埠消息”里，就添了一则新闻：
驻防阎县陆军第五混成旅第二团四营晏营长甫良，军纪严明，剿匪得力，阎县士民已分电旅长苏镜山，团长罗济民，恳请留防常驻。
手上没戴镯子，倒是戴了只明晃晃的小金表。定睛一看，那马甲上刺的竟都是外国纸牌花色，有梅花、方块，红心，黑桃。晏甫良见她领子上绣了一对A，便知她不是等闲裙钗，心里马上把她敬重到了十二分。光凭这身打牌行头，谢小姐就不愧是妓女界的副总统，堂子里的长三。本国国会要是有妓界一半的民主，当年也不至于选出袁世凯来。
老鞠问谢葱子：“我们这里今天新来一个洋人。妹妹在上海，洋人见得多不多？”她说：“怎么不多？那租界里面洋车洋马走着来，好像下西洋象棋一样。”
再回到牌桌上，别的人还是热火朝天，晏甫良却顿生一种倦意来。他其实向来见不得老实人吃亏。然而也就是见不得罢了。再见不得，把头别过去，也就见不到了。于是又振作精神，专心打起牌来。只是这回没有心思说话，只看见眼前的的牌骨碌碌滚来滚去，那牌面上的筒子，就像练枪法用的靶一样。
他看到小陈胳膊底下夹着张报纸，便想起《东南新报》骂他的那些文章，都刊在一部叫《乱世风情》小说的连载旁边，他还顺带着把第二十二回到第三十七回都追完了。早知道那台铸字机那么贵，当初就该捡些不值钱的东西砸。
罗威尔曾告诉他，中国人总是用成片的荒山作坟地，这使得开垦新耕地十分困难。
从那里眺望出去的落日让他想起伊萨卡。在康奈尔的那些年，每当他吃完晚饭后，往举办毕业典礼的草地上走，便能看到康奈尔图书馆的老钟楼，还有卡尤加河因冰川侵蚀形成的弯道。河水冰冷，即使在六月也不适宜游泳。刚开学时就有人警告过他们，河中有许多地下水汇入形成的湍流，划船会很危险。有些夏日傍晚，太阳会落到平缓的林梢上，浑圆金黄，光芒笼罩半个天边，几乎像沙尘暴来临前的沙漠。
当他上大学的时候，战争和瘟疫都在缓慢地过去。一个时代的结束是渐进无声的。人们还在授勋，发布讣告，他们还要军训，上军事课，而世界已经决定了她要向前看，把一整代死去的人留在身后了。
诚惶诚恐，害怕引人注意，总是结结巴巴，总是在道歉。看到那些脸时他总是感到难过，不仅仅是为他们，也是为他自己。因为他们让他明白了一个人被欺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他当年那么窘迫，不是因为他懦弱，而是因为他在被欺负。一个被欺负的人是有权感到窘迫的，但当时他所做却的是瞧不起自己。
他觉得米尔斯对在中国的美国人圈子也未免太了如指掌了一点。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小的圈子。米尔斯告诉他，圣约瑟几乎是哈佛毕业生的势力范围，作为一个康奈尔人，他其实更适合去南京。哥伦比亚的人在华北更活跃。至于耶鲁——“他们在长沙推销耶鲁，很成功。你听说过雅礼吗？”
我们在一场名叫文明的奇怪的游戏里，在一封给罗伊的信里，内森沮丧地写道。我们就像在派对上迟到的人，急不可耐地向东方人说，嘿，别理那个德国人或者英国人，看看我们，我们才是最好的。我只想做一个技术人员，但我现在发现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他觉得愤慨。为什么对专业问题一窍不通的人总是身居要职？“就像我已经说过了的，杂交只能产生退化的后代。美国品种有二十六对染色体，而中国品种只有十三对。”
木制窗格上蒙着纸，被戳了许多孔，破破烂烂的。他想起很多奢靡衰败的东方意象，例如陈旧的深红绸缎上布满蛛网，或者毫无必要地用白玉装饰的珐琅釉鸟笼，又或者表面覆着污垢的彩绘妆奁。
临城劫车案，是两年前土匪绑架洋人的大案，政府又是收编土匪，又是给外国赔款，现在都没赔完。自那以后，土匪们骤然发现绑洋票的用处，都争相绑架在华洋人，借洋人的力，向当局施压，屡屡得手。列强也借此机会，称军队保护无力，要派兵进驻内地，将铁路改为国际“共管”。于是保护在内地的洋人，便成了关系邦交的大事。政府一道通知发下来，命令对于外人生命财产，要一律加意保护，勿使稍受损害。
那年他也才十九岁，自己都稚气未脱，就去带当年入伍的新兵，于训练上是教官，内务上又要做家长。他刚出校门，初入戎行，还是极朴直热心的一个人。他床下的藤条箱子上，放了个红皮小本，里面多是从前记的兵法要点，画的战术图，还有训练新兵的原则，什么不可欺辱之，不可粗鲁激烈对待之。晚上巡视时，听见屋内有人聊天，他拿棍在门口敲几声，听见里面的声音沉下去后，便一个人坐在营房门口砖砌的台地上，双手托着腮，直勾勾地看着月色，想起军校里的同学，有时也很想家里。想着想着，只得安慰自己说：我这是真的出了校门，到社会上去谋一份事情做了，一切必然跟从前做学生的时候不一样。
军校里明令通告过，不许他们“得罪洋人”。所以那时候对于洋人，不敢有什么“非分之举”。可是什么算“非分之举”，却又是洋人说了算的。在路上走慢了，挡了他们的车，是非分之举。多看两眼是非分之举。洋人到乡间打猎，杀了农人的鸡鸭，与他们理论，也是非分之举。要是惹怒了他们，告到外国领事那里去，领事便说“有违条约”——因为那条约上明明白白写着要偏袒外人，写着洋人在华的种种特权。条约是清廷修的，但不妨碍北方政府照样要遵行。
有些胆子大的，问他们说：你们知道五色旗，为何是这五色么？原来，国旗第一色，是红色，因为民国第一年，如火如荼，故而用红色。到了第二年，革命事业就黄了，故而用黄色。到了第三年，一切都抄前清蓝本，故而用蓝色。到了第四年，民国奄奄一息，就差入土，故而用白色。到了第五年，袁世凯要当皇帝，国家暗无天日，故而用黑色。这就是五色旗的来历了。
晏甫良看他们乱打，就在旁边窃笑。不过他和何敬衡冲锋争夺阵地时，要拔敌军旗子，一边抢，一边跟敌军嬉笑推搡，没个正形，最后都被何贞当众点名批评，说他们把演习当儿戏。
再后来，仿佛是倏忽之间，那样的日子便结束了。结了课，通过了考试，毕业那日，站在操练场上，听校长说：民国以铁血成之，诸君当以铁血保之。大家一同起誓：以身许国，视死如归；一息尚存，此志不渝。然后照毕业合影，许多人甚至都掉下泪来。之后大家便四散飘零，都是只写过几封信后，便再无音讯。
夜战用不上骑兵与炮兵，因此他能调动的兵力，也就四个连而已。所幸阎县现今的兵力，大部是收紧在城里的。他虽然可以将士兵分防四处，这么做却会暴露县城。曾有军队四处布防，导致城中防守空虚，被乘虚而入，而各处布防的军队，也来不及回城支援，最终导致县城被占，枪支遭劫，全体崩溃。黄衣会占据阎县西北方的丁火山，西北是阎县防守的重中之重。往东是去上海之道路，无山势遮掩，还未曾遭黄衣会蹂躏；往南是团旅部驻扎所在。他心想，这群会匪今夜竟然绕过西北布防，兵临城下，是何手段，日后必须查明。
今晚月光不彰，树木房屋，都是或深或浅的墨蓝色一片，颜色浅的往上升成了天，颜色浓的往下沉成了地，好似一片死寂的泥塘，水与泥层次分明。天地混混沌沌，只有那熊熊烈火，照彻这孤城。
“我觉得我无法了解他们，也不觉得我能理解他们。如果非要在这种情况下，去给他们施加影响，我想这、这就偏离了福音布道的宗旨。你看他们——你看看他们的脸，他们是永远不可能成为盎格鲁-萨克逊的。意大利人？也许可以，如果他们努力尝试过的话，但东方人是不可能的——”
福德姆没有打断他，于是他越说越没有顾忌。“我觉得我永远不能理解中国人，”他下了结论。“我永远无法学会中文。因为我不会自以为是到觉得自己能理解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我不会狂妄到学会了怎么写笔画、偏旁部首，就敢在中国的问题上大放厥词，谈论这个国家应该怎么被治理。”
福德姆深谙一种他这个身份和地位的男人特有的本事，那就是以最小的努力，假装对别人说的话感兴趣。
福德姆所展示出来的，也不过是另一种鼓励学生般的、屈尊降格的友善。就像赞美女人一样，只赞美她们“可爱”、“迷人”，因为除此之外似乎也找不出什么值得赞美的。
去说一门不是自己母语的语言，就是允许自己向他人展示弱点。既然他可以做一个“主人”，他就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去做一个学舌的丑角。
一开始，他还试着对他们笑一下，但他的每一个面部表情都会引起一阵惊叹和议论。人们看着他微微扬起嘴角，就像第一次看见钟表上的指针转动。所以最后他只能板起脸。在被检查了一番之后，人们的评价走向了两个极端：一部分人认为他身材修长，看起来体面而有力气；另一部分人认为他干稻草一样的头发，蓝色的眼珠，满脸的斑和大鼻子实在是很难看。
面颊很饱满，而嘴唇偏小，很像佛教或道教寺庙里雍容的神像，笑容里暗藏着对尘世享乐的默许。
啊哟，看个司令的文章，眼泪水都下来了啊？”又说：“你们男子媚上的时候呀，那副肉麻情态，就是我们这些身在妓界的看了，都要自愧不如呢！”
那江南的雨，行军的苦雨，下也下不尽。病得要死了的士兵，到处挖野草，拿一个破瓦罐，给自己煎药吃。红十字会的运棺车摇摇晃晃地驶过，一车车的棺材，垒得高高的，像商店里的鞋盒，“第X埋葬队”的旗子，在车头高高飘扬。
“他说什么？”他问梅。不知为何，他有点忐忑。
“他说，”梅大声地对他说。“他猜你在你自己的种族中被认为是好看的。”
但是晏没有说他自己的看法。他再次看了一眼晏。军官似乎正在试图藏起一个狡黠的笑。
这一墩医生出了方块。然后晏垫上了一张黑桃Q。
“该死。”他差点叫出声来。
这张牌是打给他看的。黑桃Q在我这里。晏用这张垫牌无声地说。他抬起头，抵上军官的视线。晏的眼神让他觉得他们简直是在作弊。剩下的黑桃没有比他更大的了。下一轮他用梅花A吃了米尔斯的梅花K，打回黑桃，成功地吃下几墩。最后米尔斯的合约被宕掉了。
三月底和四月初，他们都在忙着作畦。作畦能增高土温，便于早些播种。南方多雨，隆起的畦面也能有利于排水。为了到时候能让棉行整齐一些，他让他们用棉线拉成直线。
他记得在上海的时候，每年冬天都会有许多无家可归者冻死在街头。他们也许就曾是车这样的农夫。失去一头牛，就能让一个还算体面的人变成无产者，向下堕落的道路永远敞开。
“中国人要我来告诉你一声，”米尔斯说。“以免你还不知道。晏营长会是这个协会的主席。”
他猛地站了起来，把米尔斯都吓了一大跳。“他在哪？”他愤怒地问。“我是说晏。”
米尔斯慌张地看着他，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脸大概又开始涨红了。现在他终于能够理解罗威尔在得知福德姆把应该给生物科的资金拨给英文科时的心情。
窗外那广袤的平原，笼在一层蒙蒙寒烟中，时或看见一群山羊，或农人的茅草屋，除此之外便就这么无垠地延开去。在那烟中有祖辈，有父亲，有青纱帐。有腊月的大雪，清明的纸灰。
那晚剪烛西窗的一点太平月色，竟像是偷来似的。日后他每每想起，都觉得惆怅。仿佛人生不是没有欢愉，而是欢愉太少，如梁上燕子，来而复去。... 临行前一天晚上，他整夜没合眼，躺在自己房里，把这次回家的前前后后，在脑海里又过了一遍。在车站见到甫恭，好像昨天的事，又好像已经过了好几年。他坐起来，闭上眼，拿手掌心去贴着墙壁，把那纹路记住。这样以后去了别的地方，只要闭着眼，拿手往墙上一贴，也能假装自己摸的是家里的墙。
人没有权的时候，总是自己斟酌半天，想好长篇大论，到别人面前去说，能得到一两句回话就算好的了。而有了权就反过来。又有些送东西的，他也掂量掂量，太贵重的就不收。苏镜山那里他也常跑。苏镜山爱钓鱼，常一坐就半天。他就远远地看着，伺候苏镜山钓鱼的事，还轮不到他。
“你有两种选择。”他直截了当地对晏说。“你可以花50美元去请个戏班子来表演，每年都给这些泥塑磕头，然后等着龙王降点水下来。或者你可以花200美元去打几口井，然后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明年，后年，大后年，你们都可以从中受益。”
晏算了一笔账。要是一年能省50美元，得4年才能收回本。他弄清了那人想说的是什么。军官对未来发生的事并不感兴趣；老实说，他不认为自己会在阎县待到明年。军官问他有没有别的办法。要立竿见影的、不用花太多钱的，目的只是堵住那些乡绅们的嘴。
在上海的时候，那位经济学教授邻居曾在和他打网球时讨论过中国的财务危机。持续的战争是一种负担。那些所谓的“北方军队”的军费高达千万美元，而且都是借的外债。“这些巨额外国债务对于中国来说是毁灭性的，”那人气喘吁吁地说。“因为它使债券国得以操纵货币。只要可以，那些军阀们就迫不及待地要把他们的国家卖出去。目前看来，日本出价最高。”
松萝如同纠结在一处的蛛网，从树枝上垂下，使这座城市像一座鬼城，或一个漠然的戴孝寡妇。
那片试验田就在那里，而他什么都做不了，这让他感受到巨大的挫败感，就像一个因中风而失去半边身体控制的人。一种混杂着焦虑与怨恨的情绪在他心中迅速增长，已经令他难以忍受。
看到路边一辆少了车轮的被遗弃的手推车时，他忽然感到一阵伤感。就像在佐治亚看到破败的红砖库房时那样。他感到一种似乎不应该属于他的伤感。
但他还是没有说出口。“谢谢。”他最后还是用英文说。
晏看了他一眼，那张英俊的脸上沾满雨水，和他的一样。然后他听见军官很轻地叹了口气。那也许是一个农人在怜惜遭毁的庄稼。也许是一个人怜悯另一个人。
卡丽并不想要那个。调情是社会的罪，而性是个人的罪。求欢是男人的罪，而受孕是女人的罪。当他明白了他想要她多过于她想要他，明白了向他屈服对于她来说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时，他感到兴奋。他的爱将会让她既快乐又痛苦，让她撕裂。他低头看她的眼睛——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能够直视别人的眼睛了。她的目光躲闪。那躲闪让她成为新娘，让他成为男人。
她的回信来了，措辞比上海的冬天还要冰冷黏腻。她阐述了“爱他”如何令她痛苦，谈论了他们“可能继续维持”的友谊，以及，她“可能不愿现在考虑”嫁给他这件事。
据说军队的领导层在阎县也发生了激烈争执。晏恳求其他军官趁此机会剿灭盘踞本地的黄衣会。但其他军官感到上当受骗，拒绝了他的要求。有些人甚至认为，晏有意谎报情报，目的只是将军队骗过来剿匪。阎县绅士们也希望军队尽快离开，因为他们害怕要供养更多的人马。后来事情终于解决。难民们将会获得一笔钱，但不能进城。援兵们很快就会陆续回到自己原本的队伍里。阎县将恢复这场闹剧之前的状况。除了晏。虽然他发誓会查出谎报军情的人，并且重办，但他身为指挥官，本身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上头准许他保留现有的职务，但他被降级，从少校变成了上尉。
最后，人们决定用典型的中国方式来收场：请客吃饭。
车校长过来告诉他，他最近受到米尔斯给他看的那幅《圣母领报图》的启发，写了一首新的诗，模仿的是9世纪一位昵称为“Fei-qing”的中国诗人的风格。大概内容如下：
浓密如云一样的头发展开在云母做成的屏风前，白色的百合花，仙鹤的羽毛，破晓前的光亮透过窗棂照进来。天边一轮残月映照着昨晚喝剩的酒，她慵懒地抬起手梳妆。
侍女送上远道而来的书信时，她正在往头上插满馥郁的鲜花。她的衣裙上有旧日留下的泪痕，面对镜子时她陷入深深的沉思中。
“有点不对劲，”他私下对米尔斯坦白道。“足以令人引起警觉的不对劲。”
但是除去这首将圣母描写成思春少妇的诗，宴会的其他部分是成功的。
晏皱着眉抽了好几口，然后示意他也应该抽几口。于是他接过来，放进嘴里。他马上发现晏咬了雪茄嘴。他的嘴唇感觉到了他留下的牙印。甜蜜的烟雾在他口中弥散，当他吐出烟圈时，就像在吹一个波提切利笔下春神的衣衫一般轻盈的肥皂泡。欣快感灌满他全身，也许与尼古丁无关。然后再将雪茄递给晏，看见他将他刚刚抽过的烟嘴放入唇间，他上唇有刚刚冒出来的青色胡茬。他耳廓上的痣，眉尾的细小伤疤，异域风情的肤色，还有那蒙古式的眼睛，在日光下呈现出深棕色的眼珠。他们缓慢地轮流抽那支雪茄，就像抽雪茄时应该做的那样。耐心，许多的耐心。
那人摇了摇头，示意他靠过来一点。然后晏往他颈间轻吹了一口气。那气流带着一股湿润的烟草味，令他的脖颈微微作痒。他感觉耳朵发热。
“风。”晏说，挥了挥手，像在挥舞一面不存在的旗帜。
“风。”他下意识地跟着说道，还没从晏刚才的举动中回过神来。
“一丁点儿。”晏很快会意。“说得来一丁点儿。”
但他依旧不想开口。而晏看他的神情，就像看着一台高价买来的、但不愿报时的自鸣钟。
圣约瑟给了他康奈尔所不能给他的权力。东方给了他白男的负担。从每一个拥吻女孩、抚摸她们肩膀的时刻，每一个翘着二郎腿坐在黄包车上的片段，每一个告诉阿韦坐下的瞬间开始，向未来汇聚，累积成今天的形态。一位绅士，一个主人。他将相机举到胸前，低头看着取景器中的自己，按下了快门。那令人痛苦的、充满自我怀疑的少年时代终于结束，他已从男孩成为了男人。
他心想，一天到晚，爱来爱去的，这是来传什么风流神学？他对内先生说，依他看，他的神爱世人，就是像爱一个东西，爱一条狗一样的，见到什么都爱。那人又说神的爱宝贵，和人的不同。他就辩驳道：“人是没有神那样的力量，就好比说我，只能去爱一个两个的人，爱父母兄弟，爱妻儿，爱国族同胞，但是用的是真心。真心能分得出好坏，而且爱不到，也不去强求。人有真心，不稀罕什么神的爱。”
他时常觉得内先生在看他。哪怕是他没看内先生的时候，他在眼角余光里，也总瞥见那人目不转睛地在朝他看。好几次，他猛地别过脸，正巧逮住那人视线，然后两双眼睛便都飘忽起来，不作一处看了。就这样沉默了一会儿，他烟嘴都咬烂了，忽然听见内先生问他说，你的名字叫什么？
那人对他说：“脱你的衣服。”
他顿时愣住，浑身热血都冲上脑门，一颗心怦怦乱跳，心想：他难不成是看出了什么？嘴里也发干，眼睛四处看，恨不得手边马上有杯水喝。不过他到底是行伍中人，又一向做的是指挥官，没那么容易乱了阵脚。总算平复了心情，勉强笑笑，对他半开玩笑说：“你这美国先生，好不正经。”
那人听了，却皱起眉头来，问他：“哪里不正经？”
“我向你问好，你却要脱我的衣服——”
他恍然大悟：“难道是 ‘托你的福’？”
那人懊恼地大叫了一声，立马连声说：“托你的福！托你的福！”又站起身来，在房里走来走去，伸手揉头发，揉得乱糟糟的，脸也涨得绯红。晏甫良看他拿两只手掌把脸一捂，仰天长啸的样子，着实想笑，却板着脸忍着。直到那人自己终于想开了，一手叉腰，一手扶着额头，解嘲似地笑了起来，他才没崩住，大笑不已，笑得眼泪水都出来了。
那女孩儿抱着条长毛狗，还是个垂髫的小女郎呢。他拿着相框，心里想：谁无父母，谁无兄弟？即便是洋人也是这样。便说：“我也有父母兄弟，一个姐姐，也都在老家。”可他又想：他们连一张相片也没有。
美国人不知道听明白了没有。晏甫良有时觉得，内先生听他说话，就像拿一个筛子去接细面粉，能接着多少是多少。
然后他们听见有一个雇工在不远处哼唱小曲，他忽然很激动。“《蝴蝶夫人》！”他用英文惊呼。“这是普契尼的歌剧！”然后问晏这个叫什么。
晏看着他，脸上流露出暧昧的微笑，好像拿不准是否应该跟他说实话。
“《十八摸》。”最后晏告诉他。
美国，彼得森说。这个国家的本质就是反智。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不是因为她的人民愿意牺牲，而是因为她能够牺牲她的人民。
他将烟从嘴上挪开，眯起眼，在烟雾中看见女人们硕大的帽子，男人们黑色的巴拿马帽，然后意识到那已经是几年前的风尚，他们现在大概不会这么穿了。那近在咫尺、但无法抵达的荣耀，苦闷的沙漠中的海市蜃楼。
他看着他笑，忽然感到悲哀。这一切都会过去，他想。都终将有结束的时候。他在喜悦充盈心中的时刻就已经预见到了终结，在抵达顶峰的时候看到了必然要走的下坡路。这地上的一切都将会过去。仇恨终将战胜友爱，活人终会变为白骨。从长远来看，这个世界终究还是让人心灰意冷的。
晏忽然问他，他是否会把这张照片刊登在外国报纸上。是的，他说。他说谎了。但这让晏很满意，心满意足。但他却觉得这个谎言很残酷。因为当晏为他摆姿势时，他可以看见军官的眼中充满亮光，那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在做成为英雄的美梦。琥珀般的昏黄灯光照射着黑眼睛，在墙壁上投下幽灵般的影子。帽上的穗带，被擦亮的马刀，干涸的嘴唇，权力的幻觉。比真实更大的影子。权力的幻觉。
他抬起手臂，撑在门框上，看着晏离去。走过一段路后，军官突然转过身。有一瞬间他们都僵住了。然后他挥了挥手，晏模糊的身影也朝他挥了挥手。
从那以后，每到晚上，他就会在心底隐约地期待起敲门声。他想起晏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八点整。第二次是九点二十分。每到这些时刻，他就会看着怀表，然后假装看论文。终于，他再也忍受不了，决定要去晏的住处找他，讨论——怎么说，美华女中观光的护卫事宜。
就在他系鞋带的时候，他听见楼下传来敲门声。他马上跑到敞开的窗户边往下看。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后，他迅速脱掉鞋子，解开马甲扣子，扔到椅背上，然后把头发揉乱。等他打开门的时候，那张脸已经因等得太久而显得焦虑。
他的手指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心跳像口吃一样节奏紊乱，每隔几秒就重重撞向胸腔。直到最后一团狼藉，他才停下来找手帕擦嘴。
头——中国话里的头，在英文里竟是脚趾头的意思。英文里的腿胫骨——他那被内先生的胳膊架起来的小腿，读起来竟是中国话里的“心”。他伸手去按内先生的心口，有意要撩拨他一下，问：“你的心在谁身上？”
那人专心盯着床板，好像在格物，非要盯出一个道理来，无暇听他说话似的。他又按着他的胸口，说：“我问你呢，你的心在谁身上？”
还是不说话，不过倒是垂眼看他了。哑情人也有哑情人的长处，一个眼神看得他心头突突地跳个不停。就在这时他听见他说，你。
她将那两汪眼泪一收，说：“你也真是有意思。俞孟猷的小老婆在外边偷人，那是侬既有意，郎亦多情。你倒把人家辛辛苦苦找的姘头的给处置了。你手下的那几个畜生，是真的奸了我，你却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什么道理！”
他苦口婆心对她解释道：“那是看在人家丈夫的份上。再说处罚一个小兵，和处罚一个尉官，能是一样的么？”又想起来，问她在上海周旋多年，军政界的人物里，有没有几个相熟的。要是有他们出头，处罚哪个军官，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那人一字一句，好像要咬到舌头一般，说了几个字，原来是“让我亲一个”，还是他教他的呢。喃喃的像醉汉一样的声音。又把他逼到墙边上，解他扣子，双唇凑上去，就专盯着领子遮住的地方嘬。他佯怒道：“你这人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我现在没有功夫遭洋罪。”可那人全身力气压上去，把他按在墙上亲他，又在那长睫毛底下，说几句眼睛话，他便心软兼腿软，麻到脚跟，险些让他上手了。不过他权衡再三，觉得跟他睡觉也不是很有意思，而且自己今晚好不容易凑的局，还没开打，实在不甘心，还是打牌要紧。那人不得已，只能放开他，走时还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
而他也吃酸了嘴，趴酸了腰，没有力气发表长篇大论，只迷迷糊糊地，说梦话一般抱怨起来。流氓总长，流氓总统，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忽然要骂上官们，因为他既没亲眼见过总长，也没见过总统，只看过他们的相片。他只是觉得如今这样的局面，都是这些人一手造成的。时不时地，总是想起冲撞苏镜山的那个人骂的：争权夺利，失其操守。为一人私心，不惜千万人死。
他不能在这里过夜，怕被人瞧见，还要摸黑回去。回去时一路蛙声，发梢还沾了露水。他不知怎地想起稼轩词里说：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脚步也轻快起来，不犯困了。这太平的夜，又轻又薄，好似玻璃一般，要是敲一敲，说不准还能听见声音。
他就在那里看着他，直到夕阳悄悄滑走，看见那双又深又大的眼睛里有无限悲悯，不知缘何而起。他想他大概是永远不会明了的。他大概永远听不到内先生拿自己的声音对他说体己话，看不到他真真正正是他自己的模样。那人像是一只剪了舌的鹩哥，总是对他笑，不是因为他爱笑，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想，他本人大概也有自在的时候的，只是他见识不到那个自在的人
他心中默想：明年的这个时候，你会在哪里，我又会在哪里？他想到青岛港口那海水中摇晃的轮船，“框次”“框次”地往拼命前跑的火车，雄心壮志便都化成琐碎的旅途，露营，军用票，家书，签发领弹药的单子，夜半仰头看见的一轮青色月晕。要是他当初带着她跑了呢？他总在不该动心的时候动心。他思绪万千，双眼半闭，仿佛又躺在那运兵车厢里的长椅上，士兵挤在地上打盹。凌晨时分，前方喊已到嘉兴。拿枪声此起彼伏，水壶和饭盒撞在一起作响。他站在车门口抽烟醒神，看着黯红的天际线，既像是交火，又像是黎明，回想起片刻前梦里的家山，旅愁一时涌上心头。然后他闻到内先生房里的樟脑气味，便知道他此刻不在奔赴战场的路途上。夜幕不知何时已低垂，房里没有点灯。蚊虫飞舞，循着人身上的汗味而来。他想着他是什么都没有，他要这一点快活。
不过在那之后，他就不敢再摸黑走夜路了，都带一柄篾条扎成的火把，让内先生拿洋火出来，帮他点着，烧得黯黯的。虚空里一挥，火星四溅。他看着那篾条，不知怎地想起小孩子过旧历新年时玩的花炮。引子燃尽了，很快就要爆射出火光来。
但和晏所做的似乎不是那么严重的罪行，只是暂时的道德松懈。也许因为晏不是和他一样的人。也许因为晏相比于他而言，是次要一点的、没那么体面的、因为更无知而因此有权去放荡的人。
永不得救。
晏没有说话。过了很久，晏说他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他说他也辜负了他的父母，他心爱的女人，还有他应该保护的平民，辜负了他的国家。
那一瞬间他似乎能够看见晏眼里的痛苦。但他的痛苦和他的痛苦是同样的东西吗？他的忍耐和他的忍耐是一样的吗？他们各自坐在那里，没有说话。人类不能理解彼此的痛苦，或许永远不能。与语言无关。
他想起晏问他的那句：你的心在谁身上？他想这或许就是他问他是否爱他的方式。肌肤无法表达爱意，人在这种时刻渴望语言。他希望他能像给卡丽写信时那样，像跟那些女孩们说话时那样。不要问我是否爱你，因为是的，是的，是的。母语像包裹身体的羊水，它允许人们说话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握住晏的手。他们的手指交扣在一起。然后他们的手指分开，晏从他的拥抱里挣脱出来，转过身，摸了摸他的脸。那很可爱，也稍纵即逝。最后他独自一人站在静谧的天井里，梦游般漫无边际地想着。爱上帝，爱全人类，爱一个男人。想着那终有一死的命运。
一望无际的大地展开在他们眼前，笼罩在一层轻纱般的淡烟下，壮丽而安宁。他可以看见农田，荷塘，还有纵横的阡陌，它们如同中国瓷器上开裂的纹理，带有一半人为一半自然造就的美感。
他忽然想到，他可以带他到上海去，开一个阳台面向花园路的房间，然后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做那个下午在被遗弃的庙里所做的事，在那里没有人会留意到一个外国男人和他的情人。但是那样他就会成为他的阿韦，而不是这个专横的军官。他将成为他私人笔记里的某个“Y”，就像庐山的树叶或北戴河海边的贝壳，被展出在某个大学图书馆的特展里，作为一种中国岁月的纪念品，只有一种黯淡枯黄的、只残存于游记里的魅力。
他还能记得那人靠在他身上说话时，胸口那嗡嗡作响的感觉。只是一日长如一生，几日不见，他好像已经想不起他的样子。如今只有那“教士”，“洋票”，“洋人”。如今他又变成政府公告上扁扁的一行字了，离他很远，与他没有什么关系。像作了一场梦一般。只有在这里，唯有他们知晓的时刻，他才是他的内先生。
他让学生们在这一句停下来。“彼拉多认为耶稣无罪。但是他依然处死了耶稣，让他的士兵们羞辱耶稣。因为他不想要惹恼地方的民众，也不想因为一个年轻的犹太人而牺牲自己的仕途。”
“但是，”一个学生说。“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如果彼拉多不处死耶稣，他就可能面临犹太人的叛乱。罗马帝国与犹太人之间的战争可能导致更多人丧命。”
再后来，我也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要借刀杀人。与黄衣会说好，他们绑洋票，把烟土换回来，上海那边再给他们分成。黄衣会本就恨你，这种害你的事，他们当然愿意干。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他听完后久久无言，伤口一阵一阵地作疼。最后说：“谢小姐，你搭错船了。”
几年来积压的怒气，此刻忽然决堤，他不假思索道：“苏镜山，你贪污军饷，恐怕不是这一天两天了吧！”
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一般，劈落下来，他知道自己这下算是完了。苏镜山的脸扭曲了起来，欲言又止，忽然轻笑了几声，好像在嘲笑自己似的。
对他来说，中文已经成为了一种求生的语言，与他想要彻底忘记的那段遇难的日子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他再回到匪徒的山洞里，也许他又能不假思索地说起他那蹩脚的中文。可是在这里，在有着明亮地板、灯罩和干净床单的租界的医院里，他做不到。一个人或许可以拥有两个世界，但不能同时拥有它们。
没有人说话。他的膝盖发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车的。路旁站了很多人，看见他后便自觉让开，就像凶案现场的观众看见前来认尸的家属。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白烟，刺鼻的气味钻进他的鼻子里，他的眼睛又辣又痒，几乎无法睁开。就像在密封的房间里烧了一个下午的柴火。如果不是因为土地也是黑的，他差点以为那是枯死的叶片。在一些没有烧到的地方，棉株还呈现出绿色。有一些棉铃幸存了下来，已经吐絮。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六个月的金钱、心血、汗水，化为乌有。他用以默默对抗全世界的梦想已经破碎，曾支撑着他的堡垒、他的战壕，已经崩塌。他以后该做什么？他想，抬起头，迎着日光，看着前方。
的双手撑在冰冷的地上，烧剩的枝干半截露出来，扎得他的手发疼。能够没有仇恨，是一种奢侈。能够体面地不去怨恨，是多奢侈的事。他憎恨他们所有人。
在快要落下去之前，太阳的所有光都流到水面上。他直视着那条融化的金条，眼睛因迎光而无法睁开。在那片纯然的金色之外，再无其他，河面忽然宽阔得像无边无际的海洋。
他最初从圣约瑟带下来的改良棉种并非都变成了煤灰与猪食。有人种下了它们，并悉心照料。当他们除草的时候，他也在除草。当他们浇水的时候，他也在浇水。那人向他解释道，他之所以一直没有声张，是因为不信任“免费”的种子——他以为他们迟早会向他收费，因此没有告诉任何人。本地的棉花掮客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品种，因此拒绝收购。年轻的农夫走投无路，因此想问他是否认识收购的途径，又或者他是否愿意买下这批棉花，他可以接受比普通棉花更低一些的价钱。
他同意了。因为已经失去对照组，所以没有试验的价值。但他依然请人将这批棉花送往上海的纺织厂，请他们试纺。纱厂的报告很快回来，甚至比前两年在圣约瑟试验田的结果还要好。但遗憾的是，虽然这种棉花的纤维很长，他们却不确定他们需要生产这么高支数的棉纱。十二支足够满足市面上的绝大需求了。目前的纺纱技术也有限，因此有待中国纱厂进化，以面向未来市场之需。
这次离开阎县的时候，他的车上坐着一个新的旅伴。阿比盖尔。那个妓女留给了她一大笔钱，她的父亲用来买了一头牛，然后同意了她拿剩下的钱到上海去，看看能不能找一个愿意接收她的学校。如果不行，她愿意去找点别的事做。
他想清楚了很多事。不要去问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是”，或“为什么不是”。你不会得到答案，也未必真的想知道答案。人不具备与命运在桌前谈判的筹码。所以别去问。
有一瞬间他忽然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处。那些中国南方的暗巷、水田、雨夜，光着脚站在地里、被日光晒着后颈的过往，都仿佛是遥远东方的传闻，某篇《星期六晚邮报》的小说里读到的故事。多萝西的裙子被风吹鼓，像旋转木马的彩色顶棚。她身后是迅速变幻的天空。玫红色的微云和树叶交织在一起，汇聚成跳舞的漩涡。晚风吹过他的后背，就像在阎县骑自行车的某个清晨一样畅快。他感觉宁静，轻盈，几乎可以忘却肉身的存在。这一生，这一世。这有限的、苦乐参半的人生。
//*晏甫良的部分，文风模仿鸳鸯蝴蝶派小说与左翼文学（在其间横跳），但是确实是基本没有张爱玲。内特的部分风格参考美国20年代男子大生校园小说，配合一些Harold Lloyd 的默片，或许还能看出一点点菲兹杰拉德。
//*如果说作者本人代入了本文的某个角色的话，那一定是《东南新报》。
//*“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我也做不成。我是侍从大臣，一个适合给帝王公侯出游炫耀威风的人。”在大多数故事里，晏甫良都会是一个配角，是从旁拦住主角们，大喊“使不得”的那种人。是“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里的一骑。
>> 美国教士来的那天，正是惊蛰日子，晏甫良靠在椅背上看报，读一则女校学生同性恋爱的文章。屋里一股新刷的漆味，外头竹声如雨，都是某任知事栽的。自辛亥光复以来，阎县知事几月一换，到现今已不知有几任了。
见“年貌”列：年——二十四岁，身高——英六尺一寸。抬眼一看，伊个头是挺高的。额——合中。他仔细端详起这人来，琢磨了一番，寻思着这额头算不大不小。目——蓝。老话说得好：男不伦，女行奸，鬼子眼珠都发蓝。鼻——大。哪个洋人不是高鼻子？口——合中，颌——方，发——黄，面色——白，面形——窄。晏甫良好容易一一对照完，那美国人也一直站在那里，手中拿着毡帽，左手倒腾到右手，站不定的样子。又翻到背面，是西文，盖了美国公使的章子，顶上钉了张相片，一个年轻洋人，站在一堵藤墙前，外套敞着，双手插在裤荷包里。
他心里懊恼道：早知道有相片，老子就不比划这么久。
他很快发现中国学生们起的英文名千奇百怪，有“林肯”，“俾斯麦”，甚至还有一个“拿破仑”。第一次来了三个林肯，两个俾斯麦，他们都打着领结，穿着呢料西装，是很像样的年轻中国绅士，而且会抽雪茄。
朗诵了T.S. 艾略特。那首诗歌有种奇特的朴素韵律，用时髦的话说，它很现代。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我也做不成。电灯的影子投在那个阿默斯特学院毕业生的脸上，他太白了，从耳后根到脖子显著地红成一片。我是侍从大臣，一个适合给帝王公侯出游炫耀威风的人。看那手势，太戏剧化了，那惨白又通红的脸仿佛涂了铅白油彩。精明，细心而又慎微谨小。会不会有点太装腔作势了？他想。有时，的确，近乎荒唐可笑——有时，差不多是个丑角。
他和大家一起鼓掌，没有过于热烈，一半是因为他欣赏不来，一半是为了维持着头等舱乘客们应有的那种养尊处优、见惯不怪的疏离和无聊。
中国的纺织业正处在存亡关头。本土的棉花品种纤维粗短，无法适应大规模的工业化纺织，而引进的美国品种已陷入全面退化。原料的紧缺迫使本土厂主们不得不高价购入棉花，而日本的纺织厂凭借技术和政策上的优势，挤压本土纺织厂的生存空间。本土纺织业陷入绝境。罗威尔受到的委托是培育出适合本土的种植的棉花，为纱厂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
米尔斯若有所思地说，“我怎么记得那个丈夫没有受洗。”
“确实还没有。”米尔斯太太说。“不过我想很快了。一般来说，女人要比男人更容易接受福音一点。我们最近都有特地为他们祷告。”
“阿比盖尔的教名是我起的，”弗吉尼亚说，不过在座的大人们似乎没有觉得有必要对此进行表扬。内森一声不吭地闷头吃饭，听弗吉尼亚滔滔不绝地讲阿比盖尔，感觉她仿佛在谈论自己最喜欢的玩偶娃娃。
他抬起头，看见屋梁上有陈年烛火熏过的痕迹，又黑又油。他想起在上海的时候，租界里的锡克士兵有时会拦下半个街区的行人和黄包车，让他的黄包车先通行。他那时对此太习以为常，竟没有意识到那原来是租界里才有的特权。
房里一股陈年木料和樟脑味，就像一个多年未开启过的小脚女人的嫁妆箱。在阎县的那些日子里，他渐渐将这种味道和月光联系在一起，就仿佛那是月光的气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气味，就算闭上眼，他也能知道自己在中国乡村的某处，而不会迷迷糊糊误以为身在纽约的哪个旅店里。何况还有春虫的鸣叫，细细的，像电流声般稳定。他微睁开眼，透过青色纱帐，房间里的家具物什就像中国皇陵墓道上的石雕，黑黢黢的，瞪着眼睛，一眨不眨。
他们平日里吃的肉菜，都是县里的士绅认捐的，十分丰盛，生怕一个没招待好长官们，就要被拘至营里挨军棍。因为晏营长虽说是来剿匪，其实比土匪还利害。先前黄衣会来抢过一轮的钱，他又要来收一遍，美其名曰“助饷”。还一来就占了车氏祠堂——那祠堂本是用作学堂的，现在学生也只能另寻上课去处了。
几十张小口叽叽喳喳，唱得精神抖擞，沸反盈天。车校长甚为得意，问推广全县传唱如何。晏营长大为感动，马上下令：小学堂须认真上课，不得随意放假唱歌。车校长马屁没拍成，非常郁闷，晚上还得陪晏甫良叉麻雀。晏甫良私设赌局，一是为了打发时间，二是想换点现洋。原来他们的月钱都是拿军用票发的，贬值飞快，在外还不好流通。于是就想到了找本地有钱人开刀，输了就赔他们些军用票，赢了就要他们拿袁大头出来。
他刚把匪事报给团部，就听闻了休战的消息。两军订立了和平公约，均从上海撤军。上头便让他先不把队伍开走，而是守住阎县，原地剿匪。那见风使舵的徐文香，一听说局势平定，又坐汽轮回来，还想接着做他的知事，哪知东南早就已经变了天。将他拱上这个位置的人，是奉系的官僚，那警卫局的局长，更是奉军的旧部。自去年大战之后，奉系树倒猢狲散，他们早就失势。也怪徐文香自己不争气，竟然是个文盲。于是晏甫良给他安了个“目不识丁”的名头，让他滚蛋。
没过几日，上海报纸密密麻麻的“外埠消息”里，就添了一则新闻：
驻防阎县陆军第五混成旅第二团四营晏营长甫良，军纪严明，剿匪得力，阎县士民已分电旅长苏镜山，团长罗济民，恳请留防常驻。
手上没戴镯子，倒是戴了只明晃晃的小金表。定睛一看，那马甲上刺的竟都是外国纸牌花色，有梅花、方块，红心，黑桃。晏甫良见她领子上绣了一对A，便知她不是等闲裙钗，心里马上把她敬重到了十二分。光凭这身打牌行头，谢小姐就不愧是妓女界的副总统，堂子里的长三。本国国会要是有妓界一半的民主，当年也不至于选出袁世凯来。
老鞠问谢葱子：“我们这里今天新来一个洋人。妹妹在上海，洋人见得多不多？”她说：“怎么不多？那租界里面洋车洋马走着来，好像下西洋象棋一样。”
再回到牌桌上，别的人还是热火朝天，晏甫良却顿生一种倦意来。他其实向来见不得老实人吃亏。然而也就是见不得罢了。再见不得，把头别过去，也就见不到了。于是又振作精神，专心打起牌来。只是这回没有心思说话，只看见眼前的的牌骨碌碌滚来滚去，那牌面上的筒子，就像练枪法用的靶一样。
他看到小陈胳膊底下夹着张报纸，便想起《东南新报》骂他的那些文章，都刊在一部叫《乱世风情》小说的连载旁边，他还顺带着把第二十二回到第三十七回都追完了。早知道那台铸字机那么贵，当初就该捡些不值钱的东西砸。
罗威尔曾告诉他，中国人总是用成片的荒山作坟地，这使得开垦新耕地十分困难。
从那里眺望出去的落日让他想起伊萨卡。在康奈尔的那些年，每当他吃完晚饭后，往举办毕业典礼的草地上走，便能看到康奈尔图书馆的老钟楼，还有卡尤加河因冰川侵蚀形成的弯道。河水冰冷，即使在六月也不适宜游泳。刚开学时就有人警告过他们，河中有许多地下水汇入形成的湍流，划船会很危险。有些夏日傍晚，太阳会落到平缓的林梢上，浑圆金黄，光芒笼罩半个天边，几乎像沙尘暴来临前的沙漠。
当他上大学的时候，战争和瘟疫都在缓慢地过去。一个时代的结束是渐进无声的。人们还在授勋，发布讣告，他们还要军训，上军事课，而世界已经决定了她要向前看，把一整代死去的人留在身后了。
诚惶诚恐，害怕引人注意，总是结结巴巴，总是在道歉。看到那些脸时他总是感到难过，不仅仅是为他们，也是为他自己。因为他们让他明白了一个人被欺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他当年那么窘迫，不是因为他懦弱，而是因为他在被欺负。一个被欺负的人是有权感到窘迫的，但当时他所做却的是瞧不起自己。
他觉得米尔斯对在中国的美国人圈子也未免太了如指掌了一点。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小的圈子。米尔斯告诉他，圣约瑟几乎是哈佛毕业生的势力范围，作为一个康奈尔人，他其实更适合去南京。哥伦比亚的人在华北更活跃。至于耶鲁——“他们在长沙推销耶鲁，很成功。你听说过雅礼吗？”
我们在一场名叫文明的奇怪的游戏里，在一封给罗伊的信里，内森沮丧地写道。我们就像在派对上迟到的人，急不可耐地向东方人说，嘿，别理那个德国人或者英国人，看看我们，我们才是最好的。我只想做一个技术人员，但我现在发现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他觉得愤慨。为什么对专业问题一窍不通的人总是身居要职？“就像我已经说过了的，杂交只能产生退化的后代。美国品种有二十六对染色体，而中国品种只有十三对。”
木制窗格上蒙着纸，被戳了许多孔，破破烂烂的。他想起很多奢靡衰败的东方意象，例如陈旧的深红绸缎上布满蛛网，或者毫无必要地用白玉装饰的珐琅釉鸟笼，又或者表面覆着污垢的彩绘妆奁。
临城劫车案，是两年前土匪绑架洋人的大案，政府又是收编土匪，又是给外国赔款，现在都没赔完。自那以后，土匪们骤然发现绑洋票的用处，都争相绑架在华洋人，借洋人的力，向当局施压，屡屡得手。列强也借此机会，称军队保护无力，要派兵进驻内地，将铁路改为国际“共管”。于是保护在内地的洋人，便成了关系邦交的大事。政府一道通知发下来，命令对于外人生命财产，要一律加意保护，勿使稍受损害。
那年他也才十九岁，自己都稚气未脱，就去带当年入伍的新兵，于训练上是教官，内务上又要做家长。他刚出校门，初入戎行，还是极朴直热心的一个人。他床下的藤条箱子上，放了个红皮小本，里面多是从前记的兵法要点，画的战术图，还有训练新兵的原则，什么不可欺辱之，不可粗鲁激烈对待之。晚上巡视时，听见屋内有人聊天，他拿棍在门口敲几声，听见里面的声音沉下去后，便一个人坐在营房门口砖砌的台地上，双手托着腮，直勾勾地看着月色，想起军校里的同学，有时也很想家里。想着想着，只得安慰自己说：我这是真的出了校门，到社会上去谋一份事情做了，一切必然跟从前做学生的时候不一样。
军校里明令通告过，不许他们“得罪洋人”。所以那时候对于洋人，不敢有什么“非分之举”。可是什么算“非分之举”，却又是洋人说了算的。在路上走慢了，挡了他们的车，是非分之举。多看两眼是非分之举。洋人到乡间打猎，杀了农人的鸡鸭，与他们理论，也是非分之举。要是惹怒了他们，告到外国领事那里去，领事便说“有违条约”——因为那条约上明明白白写着要偏袒外人，写着洋人在华的种种特权。条约是清廷修的，但不妨碍北方政府照样要遵行。
有些胆子大的，问他们说：你们知道五色旗，为何是这五色么？原来，国旗第一色，是红色，因为民国第一年，如火如荼，故而用红色。到了第二年，革命事业就黄了，故而用黄色。到了第三年，一切都抄前清蓝本，故而用蓝色。到了第四年，民国奄奄一息，就差入土，故而用白色。到了第五年，袁世凯要当皇帝，国家暗无天日，故而用黑色。这就是五色旗的来历了。
晏甫良看他们乱打，就在旁边窃笑。不过他和何敬衡冲锋争夺阵地时，要拔敌军旗子，一边抢，一边跟敌军嬉笑推搡，没个正形，最后都被何贞当众点名批评，说他们把演习当儿戏。
再后来，仿佛是倏忽之间，那样的日子便结束了。结了课，通过了考试，毕业那日，站在操练场上，听校长说：民国以铁血成之，诸君当以铁血保之。大家一同起誓：以身许国，视死如归；一息尚存，此志不渝。然后照毕业合影，许多人甚至都掉下泪来。之后大家便四散飘零，都是只写过几封信后，便再无音讯。
夜战用不上骑兵与炮兵，因此他能调动的兵力，也就四个连而已。所幸阎县现今的兵力，大部是收紧在城里的。他虽然可以将士兵分防四处，这么做却会暴露县城。曾有军队四处布防，导致城中防守空虚，被乘虚而入，而各处布防的军队，也来不及回城支援，最终导致县城被占，枪支遭劫，全体崩溃。黄衣会占据阎县西北方的丁火山，西北是阎县防守的重中之重。往东是去上海之道路，无山势遮掩，还未曾遭黄衣会蹂躏；往南是团旅部驻扎所在。他心想，这群会匪今夜竟然绕过西北布防，兵临城下，是何手段，日后必须查明。
今晚月光不彰，树木房屋，都是或深或浅的墨蓝色一片，颜色浅的往上升成了天，颜色浓的往下沉成了地，好似一片死寂的泥塘，水与泥层次分明。天地混混沌沌，只有那熊熊烈火，照彻这孤城。
“我觉得我无法了解他们，也不觉得我能理解他们。如果非要在这种情况下，去给他们施加影响，我想这、这就偏离了福音布道的宗旨。你看他们——你看看他们的脸，他们是永远不可能成为盎格鲁-萨克逊的。意大利人？也许可以，如果他们努力尝试过的话，但东方人是不可能的——”
福德姆没有打断他，于是他越说越没有顾忌。“我觉得我永远不能理解中国人，”他下了结论。“我永远无法学会中文。因为我不会自以为是到觉得自己能理解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我不会狂妄到学会了怎么写笔画、偏旁部首，就敢在中国的问题上大放厥词，谈论这个国家应该怎么被治理。”
福德姆深谙一种他这个身份和地位的男人特有的本事，那就是以最小的努力，假装对别人说的话感兴趣。
福德姆所展示出来的，也不过是另一种鼓励学生般的、屈尊降格的友善。就像赞美女人一样，只赞美她们“可爱”、“迷人”，因为除此之外似乎也找不出什么值得赞美的。
去说一门不是自己母语的语言，就是允许自己向他人展示弱点。既然他可以做一个“主人”，他就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去做一个学舌的丑角。
一开始，他还试着对他们笑一下，但他的每一个面部表情都会引起一阵惊叹和议论。人们看着他微微扬起嘴角，就像第一次看见钟表上的指针转动。所以最后他只能板起脸。在被检查了一番之后，人们的评价走向了两个极端：一部分人认为他身材修长，看起来体面而有力气；另一部分人认为他干稻草一样的头发，蓝色的眼珠，满脸的斑和大鼻子实在是很难看。
面颊很饱满，而嘴唇偏小，很像佛教或道教寺庙里雍容的神像，笑容里暗藏着对尘世享乐的默许。
啊哟，看个司令的文章，眼泪水都下来了啊？”又说：“你们男子媚上的时候呀，那副肉麻情态，就是我们这些身在妓界的看了，都要自愧不如呢！”
那江南的雨，行军的苦雨，下也下不尽。病得要死了的士兵，到处挖野草，拿一个破瓦罐，给自己煎药吃。红十字会的运棺车摇摇晃晃地驶过，一车车的棺材，垒得高高的，像商店里的鞋盒，“第X埋葬队”的旗子，在车头高高飘扬。
“他说什么？”他问梅。不知为何，他有点忐忑。
“他说，”梅大声地对他说。“他猜你在你自己的种族中被认为是好看的。”
但是晏没有说他自己的看法。他再次看了一眼晏。军官似乎正在试图藏起一个狡黠的笑。
这一墩医生出了方块。然后晏垫上了一张黑桃Q。
“该死。”他差点叫出声来。
这张牌是打给他看的。黑桃Q在我这里。晏用这张垫牌无声地说。他抬起头，抵上军官的视线。晏的眼神让他觉得他们简直是在作弊。剩下的黑桃没有比他更大的了。下一轮他用梅花A吃了米尔斯的梅花K，打回黑桃，成功地吃下几墩。最后米尔斯的合约被宕掉了。
三月底和四月初，他们都在忙着作畦。作畦能增高土温，便于早些播种。南方多雨，隆起的畦面也能有利于排水。为了到时候能让棉行整齐一些，他让他们用棉线拉成直线。
他记得在上海的时候，每年冬天都会有许多无家可归者冻死在街头。他们也许就曾是车这样的农夫。失去一头牛，就能让一个还算体面的人变成无产者，向下堕落的道路永远敞开。
“中国人要我来告诉你一声，”米尔斯说。“以免你还不知道。晏营长会是这个协会的主席。”
他猛地站了起来，把米尔斯都吓了一大跳。“他在哪？”他愤怒地问。“我是说晏。”
米尔斯慌张地看着他，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脸大概又开始涨红了。现在他终于能够理解罗威尔在得知福德姆把应该给生物科的资金拨给英文科时的心情。
窗外那广袤的平原，笼在一层蒙蒙寒烟中，时或看见一群山羊，或农人的茅草屋，除此之外便就这么无垠地延开去。在那烟中有祖辈，有父亲，有青纱帐。有腊月的大雪，清明的纸灰。
那晚剪烛西窗的一点太平月色，竟像是偷来似的。日后他每每想起，都觉得惆怅。仿佛人生不是没有欢愉，而是欢愉太少，如梁上燕子，来而复去。... 临行前一天晚上，他整夜没合眼，躺在自己房里，把这次回家的前前后后，在脑海里又过了一遍。在车站见到甫恭，好像昨天的事，又好像已经过了好几年。他坐起来，闭上眼，拿手掌心去贴着墙壁，把那纹路记住。这样以后去了别的地方，只要闭着眼，拿手往墙上一贴，也能假装自己摸的是家里的墙。
人没有权的时候，总是自己斟酌半天，想好长篇大论，到别人面前去说，能得到一两句回话就算好的了。而有了权就反过来。又有些送东西的，他也掂量掂量，太贵重的就不收。苏镜山那里他也常跑。苏镜山爱钓鱼，常一坐就半天。他就远远地看着，伺候苏镜山钓鱼的事，还轮不到他。
“你有两种选择。”他直截了当地对晏说。“你可以花50美元去请个戏班子来表演，每年都给这些泥塑磕头，然后等着龙王降点水下来。或者你可以花200美元去打几口井，然后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明年，后年，大后年，你们都可以从中受益。”
晏算了一笔账。要是一年能省50美元，得4年才能收回本。他弄清了那人想说的是什么。军官对未来发生的事并不感兴趣；老实说，他不认为自己会在阎县待到明年。军官问他有没有别的办法。要立竿见影的、不用花太多钱的，目的只是堵住那些乡绅们的嘴。
在上海的时候，那位经济学教授邻居曾在和他打网球时讨论过中国的财务危机。持续的战争是一种负担。那些所谓的“北方军队”的军费高达千万美元，而且都是借的外债。“这些巨额外国债务对于中国来说是毁灭性的，”那人气喘吁吁地说。“因为它使债券国得以操纵货币。只要可以，那些军阀们就迫不及待地要把他们的国家卖出去。目前看来，日本出价最高。”
松萝如同纠结在一处的蛛网，从树枝上垂下，使这座城市像一座鬼城，或一个漠然的戴孝寡妇。
那片试验田就在那里，而他什么都做不了，这让他感受到巨大的挫败感，就像一个因中风而失去半边身体控制的人。一种混杂着焦虑与怨恨的情绪在他心中迅速增长，已经令他难以忍受。
看到路边一辆少了车轮的被遗弃的手推车时，他忽然感到一阵伤感。就像在佐治亚看到破败的红砖库房时那样。他感到一种似乎不应该属于他的伤感。
但他还是没有说出口。“谢谢。”他最后还是用英文说。
晏看了他一眼，那张英俊的脸上沾满雨水，和他的一样。然后他听见军官很轻地叹了口气。那也许是一个农人在怜惜遭毁的庄稼。也许是一个人怜悯另一个人。
卡丽并不想要那个。调情是社会的罪，而性是个人的罪。求欢是男人的罪，而受孕是女人的罪。当他明白了他想要她多过于她想要他，明白了向他屈服对于她来说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时，他感到兴奋。他的爱将会让她既快乐又痛苦，让她撕裂。他低头看她的眼睛——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能够直视别人的眼睛了。她的目光躲闪。那躲闪让她成为新娘，让他成为男人。
她的回信来了，措辞比上海的冬天还要冰冷黏腻。她阐述了“爱他”如何令她痛苦，谈论了他们“可能继续维持”的友谊，以及，她“可能不愿现在考虑”嫁给他这件事。
据说军队的领导层在阎县也发生了激烈争执。晏恳求其他军官趁此机会剿灭盘踞本地的黄衣会。但其他军官感到上当受骗，拒绝了他的要求。有些人甚至认为，晏有意谎报情报，目的只是将军队骗过来剿匪。阎县绅士们也希望军队尽快离开，因为他们害怕要供养更多的人马。后来事情终于解决。难民们将会获得一笔钱，但不能进城。援兵们很快就会陆续回到自己原本的队伍里。阎县将恢复这场闹剧之前的状况。除了晏。虽然他发誓会查出谎报军情的人，并且重办，但他身为指挥官，本身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上头准许他保留现有的职务，但他被降级，从少校变成了上尉。
最后，人们决定用典型的中国方式来收场：请客吃饭。
车校长过来告诉他，他最近受到米尔斯给他看的那幅《圣母领报图》的启发，写了一首新的诗，模仿的是9世纪一位昵称为“Fei-qing”的中国诗人的风格。大概内容如下：
浓密如云一样的头发展开在云母做成的屏风前，白色的百合花，仙鹤的羽毛，破晓前的光亮透过窗棂照进来。天边一轮残月映照着昨晚喝剩的酒，她慵懒地抬起手梳妆。
侍女送上远道而来的书信时，她正在往头上插满馥郁的鲜花。她的衣裙上有旧日留下的泪痕，面对镜子时她陷入深深的沉思中。
“有点不对劲，”他私下对米尔斯坦白道。“足以令人引起警觉的不对劲。”
但是除去这首将圣母描写成思春少妇的诗，宴会的其他部分是成功的。
晏皱着眉抽了好几口，然后示意他也应该抽几口。于是他接过来，放进嘴里。他马上发现晏咬了雪茄嘴。他的嘴唇感觉到了他留下的牙印。甜蜜的烟雾在他口中弥散，当他吐出烟圈时，就像在吹一个波提切利笔下春神的衣衫一般轻盈的肥皂泡。欣快感灌满他全身，也许与尼古丁无关。然后再将雪茄递给晏，看见他将他刚刚抽过的烟嘴放入唇间，他上唇有刚刚冒出来的青色胡茬。他耳廓上的痣，眉尾的细小伤疤，异域风情的肤色，还有那蒙古式的眼睛，在日光下呈现出深棕色的眼珠。他们缓慢地轮流抽那支雪茄，就像抽雪茄时应该做的那样。耐心，许多的耐心。
那人摇了摇头，示意他靠过来一点。然后晏往他颈间轻吹了一口气。那气流带着一股湿润的烟草味，令他的脖颈微微作痒。他感觉耳朵发热。
“风。”晏说，挥了挥手，像在挥舞一面不存在的旗帜。
“风。”他下意识地跟着说道，还没从晏刚才的举动中回过神来。
“一丁点儿。”晏很快会意。“说得来一丁点儿。”
但他依旧不想开口。而晏看他的神情，就像看着一台高价买来的、但不愿报时的自鸣钟。
圣约瑟给了他康奈尔所不能给他的权力。东方给了他白男的负担。从每一个拥吻女孩、抚摸她们肩膀的时刻，每一个翘着二郎腿坐在黄包车上的片段，每一个告诉阿韦坐下的瞬间开始，向未来汇聚，累积成今天的形态。一位绅士，一个主人。他将相机举到胸前，低头看着取景器中的自己，按下了快门。那令人痛苦的、充满自我怀疑的少年时代终于结束，他已从男孩成为了男人。
他心想，一天到晚，爱来爱去的，这是来传什么风流神学？他对内先生说，依他看，他的神爱世人，就是像爱一个东西，爱一条狗一样的，见到什么都爱。那人又说神的爱宝贵，和人的不同。他就辩驳道：“人是没有神那样的力量，就好比说我，只能去爱一个两个的人，爱父母兄弟，爱妻儿，爱国族同胞，但是用的是真心。真心能分得出好坏，而且爱不到，也不去强求。人有真心，不稀罕什么神的爱。”
他时常觉得内先生在看他。哪怕是他没看内先生的时候，他在眼角余光里，也总瞥见那人目不转睛地在朝他看。好几次，他猛地别过脸，正巧逮住那人视线，然后两双眼睛便都飘忽起来，不作一处看了。就这样沉默了一会儿，他烟嘴都咬烂了，忽然听见内先生问他说，你的名字叫什么？
那人对他说：“脱你的衣服。”
他顿时愣住，浑身热血都冲上脑门，一颗心怦怦乱跳，心想：他难不成是看出了什么？嘴里也发干，眼睛四处看，恨不得手边马上有杯水喝。不过他到底是行伍中人，又一向做的是指挥官，没那么容易乱了阵脚。总算平复了心情，勉强笑笑，对他半开玩笑说：“你这美国先生，好不正经。”
那人听了，却皱起眉头来，问他：“哪里不正经？”
“我向你问好，你却要脱我的衣服——”
他恍然大悟：“难道是 ‘托你的福’？”
那人懊恼地大叫了一声，立马连声说：“托你的福！托你的福！”又站起身来，在房里走来走去，伸手揉头发，揉得乱糟糟的，脸也涨得绯红。晏甫良看他拿两只手掌把脸一捂，仰天长啸的样子，着实想笑，却板着脸忍着。直到那人自己终于想开了，一手叉腰，一手扶着额头，解嘲似地笑了起来，他才没崩住，大笑不已，笑得眼泪水都出来了。
那女孩儿抱着条长毛狗，还是个垂髫的小女郎呢。他拿着相框，心里想：谁无父母，谁无兄弟？即便是洋人也是这样。便说：“我也有父母兄弟，一个姐姐，也都在老家。”可他又想：他们连一张相片也没有。
美国人不知道听明白了没有。晏甫良有时觉得，内先生听他说话，就像拿一个筛子去接细面粉，能接着多少是多少。
然后他们听见有一个雇工在不远处哼唱小曲，他忽然很激动。“《蝴蝶夫人》！”他用英文惊呼。“这是普契尼的歌剧！”然后问晏这个叫什么。
晏看着他，脸上流露出暧昧的微笑，好像拿不准是否应该跟他说实话。
“《十八摸》。”最后晏告诉他。
美国，彼得森说。这个国家的本质就是反智。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不是因为她的人民愿意牺牲，而是因为她能够牺牲她的人民。
他将烟从嘴上挪开，眯起眼，在烟雾中看见女人们硕大的帽子，男人们黑色的巴拿马帽，然后意识到那已经是几年前的风尚，他们现在大概不会这么穿了。那近在咫尺、但无法抵达的荣耀，苦闷的沙漠中的海市蜃楼。
他看着他笑，忽然感到悲哀。这一切都会过去，他想。都终将有结束的时候。他在喜悦充盈心中的时刻就已经预见到了终结，在抵达顶峰的时候看到了必然要走的下坡路。这地上的一切都将会过去。仇恨终将战胜友爱，活人终会变为白骨。从长远来看，这个世界终究还是让人心灰意冷的。
晏忽然问他，他是否会把这张照片刊登在外国报纸上。是的，他说。他说谎了。但这让晏很满意，心满意足。但他却觉得这个谎言很残酷。因为当晏为他摆姿势时，他可以看见军官的眼中充满亮光，那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在做成为英雄的美梦。琥珀般的昏黄灯光照射着黑眼睛，在墙壁上投下幽灵般的影子。帽上的穗带，被擦亮的马刀，干涸的嘴唇，权力的幻觉。比真实更大的影子。权力的幻觉。
他抬起手臂，撑在门框上，看着晏离去。走过一段路后，军官突然转过身。有一瞬间他们都僵住了。然后他挥了挥手，晏模糊的身影也朝他挥了挥手。
从那以后，每到晚上，他就会在心底隐约地期待起敲门声。他想起晏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八点整。第二次是九点二十分。每到这些时刻，他就会看着怀表，然后假装看论文。终于，他再也忍受不了，决定要去晏的住处找他，讨论——怎么说，美华女中观光的护卫事宜。
就在他系鞋带的时候，他听见楼下传来敲门声。他马上跑到敞开的窗户边往下看。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后，他迅速脱掉鞋子，解开马甲扣子，扔到椅背上，然后把头发揉乱。等他打开门的时候，那张脸已经因等得太久而显得焦虑。
他的手指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心跳像口吃一样节奏紊乱，每隔几秒就重重撞向胸腔。直到最后一团狼藉，他才停下来找手帕擦嘴。
头——中国话里的头，在英文里竟是脚趾头的意思。英文里的腿胫骨——他那被内先生的胳膊架起来的小腿，读起来竟是中国话里的“心”。他伸手去按内先生的心口，有意要撩拨他一下，问：“你的心在谁身上？”
那人专心盯着床板，好像在格物，非要盯出一个道理来，无暇听他说话似的。他又按着他的胸口，说：“我问你呢，你的心在谁身上？”
还是不说话，不过倒是垂眼看他了。哑情人也有哑情人的长处，一个眼神看得他心头突突地跳个不停。就在这时他听见他说，你。
她将那两汪眼泪一收，说：“你也真是有意思。俞孟猷的小老婆在外边偷人，那是侬既有意，郎亦多情。你倒把人家辛辛苦苦找的姘头的给处置了。你手下的那几个畜生，是真的奸了我，你却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什么道理！”
他苦口婆心对她解释道：“那是看在人家丈夫的份上。再说处罚一个小兵，和处罚一个尉官，能是一样的么？”又想起来，问她在上海周旋多年，军政界的人物里，有没有几个相熟的。要是有他们出头，处罚哪个军官，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那人一字一句，好像要咬到舌头一般，说了几个字，原来是“让我亲一个”，还是他教他的呢。喃喃的像醉汉一样的声音。又把他逼到墙边上，解他扣子，双唇凑上去，就专盯着领子遮住的地方嘬。他佯怒道：“你这人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我现在没有功夫遭洋罪。”可那人全身力气压上去，把他按在墙上亲他，又在那长睫毛底下，说几句眼睛话，他便心软兼腿软，麻到脚跟，险些让他上手了。不过他权衡再三，觉得跟他睡觉也不是很有意思，而且自己今晚好不容易凑的局，还没开打，实在不甘心，还是打牌要紧。那人不得已，只能放开他，走时还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
而他也吃酸了嘴，趴酸了腰，没有力气发表长篇大论，只迷迷糊糊地，说梦话一般抱怨起来。流氓总长，流氓总统，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忽然要骂上官们，因为他既没亲眼见过总长，也没见过总统，只看过他们的相片。他只是觉得如今这样的局面，都是这些人一手造成的。时不时地，总是想起冲撞苏镜山的那个人骂的：争权夺利，失其操守。为一人私心，不惜千万人死。
他不能在这里过夜，怕被人瞧见，还要摸黑回去。回去时一路蛙声，发梢还沾了露水。他不知怎地想起稼轩词里说：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脚步也轻快起来，不犯困了。这太平的夜，又轻又薄，好似玻璃一般，要是敲一敲，说不准还能听见声音。
他就在那里看着他，直到夕阳悄悄滑走，看见那双又深又大的眼睛里有无限悲悯，不知缘何而起。他想他大概是永远不会明了的。他大概永远听不到内先生拿自己的声音对他说体己话，看不到他真真正正是他自己的模样。那人像是一只剪了舌的鹩哥，总是对他笑，不是因为他爱笑，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想，他本人大概也有自在的时候的，只是他见识不到那个自在的人
他心中默想：明年的这个时候，你会在哪里，我又会在哪里？他想到青岛港口那海水中摇晃的轮船，“框次”“框次”地往拼命前跑的火车，雄心壮志便都化成琐碎的旅途，露营，军用票，家书，签发领弹药的单子，夜半仰头看见的一轮青色月晕。要是他当初带着她跑了呢？他总在不该动心的时候动心。他思绪万千，双眼半闭，仿佛又躺在那运兵车厢里的长椅上，士兵挤在地上打盹。凌晨时分，前方喊已到嘉兴。拿枪声此起彼伏，水壶和饭盒撞在一起作响。他站在车门口抽烟醒神，看着黯红的天际线，既像是交火，又像是黎明，回想起片刻前梦里的家山，旅愁一时涌上心头。然后他闻到内先生房里的樟脑气味，便知道他此刻不在奔赴战场的路途上。夜幕不知何时已低垂，房里没有点灯。蚊虫飞舞，循着人身上的汗味而来。他想着他是什么都没有，他要这一点快活。
不过在那之后，他就不敢再摸黑走夜路了，都带一柄篾条扎成的火把，让内先生拿洋火出来，帮他点着，烧得黯黯的。虚空里一挥，火星四溅。他看着那篾条，不知怎地想起小孩子过旧历新年时玩的花炮。引子燃尽了，很快就要爆射出火光来。
但和晏所做的似乎不是那么严重的罪行，只是暂时的道德松懈。也许因为晏不是和他一样的人。也许因为晏相比于他而言，是次要一点的、没那么体面的、因为更无知而因此有权去放荡的人。
永不得救。
晏没有说话。过了很久，晏说他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他说他也辜负了他的父母，他心爱的女人，还有他应该保护的平民，辜负了他的国家。
那一瞬间他似乎能够看见晏眼里的痛苦。但他的痛苦和他的痛苦是同样的东西吗？他的忍耐和他的忍耐是一样的吗？他们各自坐在那里，没有说话。人类不能理解彼此的痛苦，或许永远不能。与语言无关。
他想起晏问他的那句：你的心在谁身上？他想这或许就是他问他是否爱他的方式。肌肤无法表达爱意，人在这种时刻渴望语言。他希望他能像给卡丽写信时那样，像跟那些女孩们说话时那样。不要问我是否爱你，因为是的，是的，是的。母语像包裹身体的羊水，它允许人们说话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握住晏的手。他们的手指交扣在一起。然后他们的手指分开，晏从他的拥抱里挣脱出来，转过身，摸了摸他的脸。那很可爱，也稍纵即逝。最后他独自一人站在静谧的天井里，梦游般漫无边际地想着。爱上帝，爱全人类，爱一个男人。想着那终有一死的命运。
一望无际的大地展开在他们眼前，笼罩在一层轻纱般的淡烟下，壮丽而安宁。他可以看见农田，荷塘，还有纵横的阡陌，它们如同中国瓷器上开裂的纹理，带有一半人为一半自然造就的美感。
他忽然想到，他可以带他到上海去，开一个阳台面向花园路的房间，然后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做那个下午在被遗弃的庙里所做的事，在那里没有人会留意到一个外国男人和他的情人。但是那样他就会成为他的阿韦，而不是这个专横的军官。他将成为他私人笔记里的某个“Y”，就像庐山的树叶或北戴河海边的贝壳，被展出在某个大学图书馆的特展里，作为一种中国岁月的纪念品，只有一种黯淡枯黄的、只残存于游记里的魅力。
他还能记得那人靠在他身上说话时，胸口那嗡嗡作响的感觉。只是一日长如一生，几日不见，他好像已经想不起他的样子。如今只有那“教士”，“洋票”，“洋人”。如今他又变成政府公告上扁扁的一行字了，离他很远，与他没有什么关系。像作了一场梦一般。只有在这里，唯有他们知晓的时刻，他才是他的内先生。
他让学生们在这一句停下来。“彼拉多认为耶稣无罪。但是他依然处死了耶稣，让他的士兵们羞辱耶稣。因为他不想要惹恼地方的民众，也不想因为一个年轻的犹太人而牺牲自己的仕途。”
“但是，”一个学生说。“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如果彼拉多不处死耶稣，他就可能面临犹太人的叛乱。罗马帝国与犹太人之间的战争可能导致更多人丧命。”
再后来，我也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要借刀杀人。与黄衣会说好，他们绑洋票，把烟土换回来，上海那边再给他们分成。黄衣会本就恨你，这种害你的事，他们当然愿意干。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他听完后久久无言，伤口一阵一阵地作疼。最后说：“谢小姐，你搭错船了。”
几年来积压的怒气，此刻忽然决堤，他不假思索道：“苏镜山，你贪污军饷，恐怕不是这一天两天了吧！”
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一般，劈落下来，他知道自己这下算是完了。苏镜山的脸扭曲了起来，欲言又止，忽然轻笑了几声，好像在嘲笑自己似的。
对他来说，中文已经成为了一种求生的语言，与他想要彻底忘记的那段遇难的日子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他再回到匪徒的山洞里，也许他又能不假思索地说起他那蹩脚的中文。可是在这里，在有着明亮地板、灯罩和干净床单的租界的医院里，他做不到。一个人或许可以拥有两个世界，但不能同时拥有它们。
没有人说话。他的膝盖发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车的。路旁站了很多人，看见他后便自觉让开，就像凶案现场的观众看见前来认尸的家属。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白烟，刺鼻的气味钻进他的鼻子里，他的眼睛又辣又痒，几乎无法睁开。就像在密封的房间里烧了一个下午的柴火。如果不是因为土地也是黑的，他差点以为那是枯死的叶片。在一些没有烧到的地方，棉株还呈现出绿色。有一些棉铃幸存了下来，已经吐絮。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六个月的金钱、心血、汗水，化为乌有。他用以默默对抗全世界的梦想已经破碎，曾支撑着他的堡垒、他的战壕，已经崩塌。他以后该做什么？他想，抬起头，迎着日光，看着前方。
的双手撑在冰冷的地上，烧剩的枝干半截露出来，扎得他的手发疼。能够没有仇恨，是一种奢侈。能够体面地不去怨恨，是多奢侈的事。他憎恨他们所有人。
在快要落下去之前，太阳的所有光都流到水面上。他直视着那条融化的金条，眼睛因迎光而无法睁开。在那片纯然的金色之外，再无其他，河面忽然宽阔得像无边无际的海洋。
他最初从圣约瑟带下来的改良棉种并非都变成了煤灰与猪食。有人种下了它们，并悉心照料。当他们除草的时候，他也在除草。当他们浇水的时候，他也在浇水。那人向他解释道，他之所以一直没有声张，是因为不信任“免费”的种子——他以为他们迟早会向他收费，因此没有告诉任何人。本地的棉花掮客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品种，因此拒绝收购。年轻的农夫走投无路，因此想问他是否认识收购的途径，又或者他是否愿意买下这批棉花，他可以接受比普通棉花更低一些的价钱。
他同意了。因为已经失去对照组，所以没有试验的价值。但他依然请人将这批棉花送往上海的纺织厂，请他们试纺。纱厂的报告很快回来，甚至比前两年在圣约瑟试验田的结果还要好。但遗憾的是，虽然这种棉花的纤维很长，他们却不确定他们需要生产这么高支数的棉纱。十二支足够满足市面上的绝大需求了。目前的纺纱技术也有限，因此有待中国纱厂进化，以面向未来市场之需。
这次离开阎县的时候，他的车上坐着一个新的旅伴。阿比盖尔。那个妓女留给了她一大笔钱，她的父亲用来买了一头牛，然后同意了她拿剩下的钱到上海去，看看能不能找一个愿意接收她的学校。如果不行，她愿意去找点别的事做。
他想清楚了很多事。不要去问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是”，或“为什么不是”。你不会得到答案，也未必真的想知道答案。人不具备与命运在桌前谈判的筹码。所以别去问。
有一瞬间他忽然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处。那些中国南方的暗巷、水田、雨夜，光着脚站在地里、被日光晒着后颈的过往，都仿佛是遥远东方的传闻，某篇《星期六晚邮报》的小说里读到的故事。多萝西的裙子被风吹鼓，像旋转木马的彩色顶棚。她身后是迅速变幻的天空。玫红色的微云和树叶交织在一起，汇聚成跳舞的漩涡。晚风吹过他的后背，就像在阎县骑自行车的某个清晨一样畅快。他感觉宁静，轻盈，几乎可以忘却肉身的存在。这一生，这一世。这有限的、苦乐参半的人生。
//*晏甫良的部分，文风模仿鸳鸯蝴蝶派小说与左翼文学（在其间横跳），但是确实是基本没有张爱玲。内特的部分风格参考美国20年代男子大生校园小说，配合一些Harold Lloyd 的默片，或许还能看出一点点菲兹杰拉德。
//*如果说作者本人代入了本文的某个角色的话，那一定是《东南新报》。
//*“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我也做不成。我是侍从大臣，一个适合给帝王公侯出游炫耀威风的人。”在大多数故事里，晏甫良都会是一个配角，是从旁拦住主角们，大喊“使不得”的那种人。是“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里的一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