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
Jan. 28th, 2021 12:24 pm![[personal profile]](https://www.dreamwidth.org/img/silk/identity/user.png){kind=small}
fiefoe1968-1975，冷战，跨铁幕恋爱。本来那一周传来John le Carre 去世的消息，想重温他的间谍小说的，但看完vallennox这篇就满足那个念头了，而且想起来为什么le Carre再好看也没有本事多看。文里不少细节带来 de javu感，比如本应出席听证会的贸易助理。
>> “领事的意思是，”戴维温和地说，接过发言权，就像从步履不稳的幼儿手里取走玻璃杯，“你会去一趟贝尔格莱德。”
他关上车窗，警卫打开了大门，蒙蒙细雨落在阿尔萨斯大街上，极有可能在深夜变成小雪。穿过瑞士、奥地利和意大利，钻进共产主义的蚌壳里找一颗沙子，他想，沾在挡风玻璃上的水珠被雨刷刮去，能有多难呢？
从口音上听不出里克特来自哪里，但反正不会是比波兰更往东的地方，他的浅色头发和眼睛——说不准到底是蓝色还是绿色——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帮助。也许在他再年轻些的时候，斯拉夫血统的笔触会更明显，但现在，因为眼角的细纹和一种后天获得的冷漠，里克特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疲于生活的东柏林人。
布里格达大街二十三号的木工商店在这里开了十多年了，是个满是尘埃和木屑的灰暗洞穴，大概是迫于租金压力，还卖起了香烟和糖果。颜色过分鲜艳的柠檬糖装在脏兮兮的宽口玻璃罐里，看上去更像是陪葬品。
“下午好。”年轻人用俄语回答，他的口音很有趣，就像整齐往一边倾侧的木栅栏，
烟雾聚集在他的贝雷帽周围，就像思绪烧尽后的惨淡残留物。
书店一片死寂，安东猜想这是二手书店应有的状态，毕竟这里是出版物的临终关怀病房，它们来这里等候遗忘，又或者说死亡，对书籍而言这是同一回事。幸运的那些能得到第二次机会，但大多数会屈服于时间和蛀虫。这听起来像是他的老朋友会说的话，但现在依然不是想起老朋友的时候。
“或者，在事情解决之前，华盛顿都不需要知道这件事。”领事慢吞吞地说，像是在测试每个词的发音，“想想看，戴维，他曾经是我们最好的人手，见鬼，我打赌现在也还是。
他的童年是霜冻的沼泽，当他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带着一种贫乏的、预科学校毕业生的想象力，问他这是不是一个比喻，不是。
路灯熄灭，太阳还没有出来，捷尔任斯基广场阴影幢幢，这似乎也是它一直以来的样子。人们不得不路过这里的时候都低着头，像独自穿过峡谷的牧民，屏着呼吸，生怕被狼群察觉。安东按紧帽子，走进阴影里。
塔米娅把一盒子弹放到桌子上，第二盒，第三盒；一把手枪，护照，远远不止一本；一个皮夹，一张日内瓦核发的通行证，上面用德语和法语写着“红十字会运输车辆”。她有条不紊地搬运着这些东西，像松鼠清空过冬的存粮。
他们聊天，接下来两晚都是这样，亚历克斯谈论去世一年的妻子，安东谈论自己不存在的女儿。身份毕竟只是些手套，戴这一双来取出烤盘，戴另一双来擦墙上的血迹。
亚历克斯摊开手，做出“那又如何”的姿态。离开了酒店餐厅的阴影，他看上反而更小了一些，一只收起翅膀的鸟。如果安东再有机会猜三次，他会说邮差、保险推销员或间谍。“我们躲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亚历克斯问，“你需要道歉还是安慰？我两样都不能提供。”
索科洛夫-海因斯停火协议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在此期间他一直在说话，一旦停下来，安东就会踢他一脚，或者拍一拍他的脸颊——不是那种友好的轻拍，而是一个资深审讯官的——抛给他一个新的问题，许多条细细的绳索，海因斯抓住它们，勉强在昏迷的深渊边缘晃荡。
“我的尼古拉姨夫和表兄，他们养马。”他听见安东说，用的是俄语，好像这些概念必须用母语才能加以解释，“有时候马匹熬不过冬天。它们花很长时间才死去，躺在干草上喘气，眼睛里流脓。‘记在农场的账本里’，他会这么告诉奥尔加姨妈，拿起猎枪到马厩去。
当他字斟句酌地问起，返回美国的航班有没有可能安排在本周时，邓肯露出耐心的微笑，就像人们看见猫坚持不懈地攻击镜子时那样。
“帮我个忙，别到客厅里去，好吗？”海因斯摸出两只玻璃杯，“如果你不小心看见了什么本应保密的表格，我可能需要把你勒死，埋在后院里。”
“所有美国人都这么友善，还是说只有你是这样？”
“我们，索科洛夫，复数，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坐下。”
小狗蜷缩起来睡着了。壁钟滴答作响，把沉默衬得更加庞大。安东把大衣丢到沙发上，那上面沾着细小的水珠，在唯一一盏灯下闪闪发亮。外面在下雨，也许是大雪到来之前的最后一场了。
海因斯回答他们只能算作比较常见面的同事，而且这个问题已经问过不下二十次了。
普利斯科特并不满意，他是个刚刚偷了一根针的小男孩，不把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刺出血来是不会罢休的。
“我这份工作，”普利斯科特拍掉手上的碎屑，“让我见识了很多可怜的灵魂，我老婆说这糟糕透顶，我跟她说，‘莉莉安，亲爱的，这些人在打一场看不见的仗，这可是需要勇气和一定程度的愚蠢的。看久了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有些共同的特征，我给你分类好了，第一种’”他竖起食指，“‘狂热者，继承父辈衣钵的麦卡锡主义者，像苍蝇一样被战争吸引，等不及要亲手干掉几个苏联佬；第二种，忧郁的爱国者。第三种是投机客，为想象中的牙医保险和退休金而来。第四种，理想主义者，每一个都假装自己早就把心换成了石头，要是你足够小心地接近他们，肯定会发现他们还有颗货真价实的心，敏感得像猫咪’。我问我老婆对这个分类法有什么见解，她说，‘米切尔，你怎么不去写诗呢？’”
深夜的日内瓦机场，候机室大门紧锁，乌灯黑火。停机坪周围荒芜的草地结了冰，原本漆黑一片，午夜过后云层散去，月光把它映成通透的银白色。他们一个在等华盛顿来的审查官，一个在等莫斯科来的贸易代表，像两个机械钟零件一样沿着跑道来回走动，免得冻僵。海因斯忘了安东说了些什么，大概是一个关于情报官员和鼻涕虫的笑话，他们都笑了起来，百分之二十是因为鼻涕虫，百分之八十是因为这个笑话多么无聊。
“‘索科洛夫有一种拳击选手的沉默，易怒，但并不鲁莽行事’，”海因斯说，“这是我交给波恩小乐团的第一份报告，关于你。他们很喜欢，说读起来就像报纸每周末刊登的连载犯罪小说。
“一个问题，安东。”
看在上帝份上，别提华沙。
“你知道那是我，在华沙。”
这不算是个问题。他不知道他能回答什么，我别无选择，或者我很抱歉，也可能是不，我并不抱歉，这就是我们所有错误决定的累加结果。“是的。”他放下枪，移开目光，“他们说你死了。”
莱昂反刍着自己匆忙编织的故事，用凭空捏造的细节填满坑洞和裂缝，祈祷它们的破绽并不那么明显。他思忖着海因斯是怎么做到的，像马戏团杂耍演员那样轮流抛掷三四个身份，稳稳地接住每一个，也许是练习。
这种酒店——以及它那显出疲态的庞大舞厅，式样陈旧的吊灯和灰暗的天顶画——不管是开在卢旺达、贝鲁特、布拉格还是伊斯坦布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情报机构的附生物聚集在大堂酒吧里，就像冬日的鸟儿聚集在电线上，披着鲜艳的羽毛：外国通讯记者，贸易特使，还有其他拗口的头衔。
国务院只给他提供了两个星期的语言浸入课程，有趣的措辞，“浸入”，像是给流水线上的半成品喷漆，再打包送走。
一个有趣的组合，一个高而瘦削，看上去像只脾气不好的鱼鹰；
莱昂的喉咙堵住了，他费劲地吞咽了一下，“你是个叛徒。”
“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是什么。”海因斯说，语气和缓，仿佛对方是个易怒的幼童，“现在我只希望我的朋友活下去，你能明白吗？”
莱昂并不明白，他继续举着那把偷来的、血迹斑斑的武器，觉得自己像聚光灯下不知所措的丑角。
他故意把节奏放得很慢，仔细地吮吸和抚摸。时间一度是他们最缺乏的贵重商品，但在这间远离人烟的木屋里，时间满溢而出，就像滴落铁桶的雨水。
安东亲吻他汗涔涔的额头，然后是嘴唇，海因斯的眼睛是绿色的，深埋着波恩的夏天和1968年伯尔尼的雪夜。
>> “领事的意思是，”戴维温和地说，接过发言权，就像从步履不稳的幼儿手里取走玻璃杯，“你会去一趟贝尔格莱德。”
他关上车窗，警卫打开了大门，蒙蒙细雨落在阿尔萨斯大街上，极有可能在深夜变成小雪。穿过瑞士、奥地利和意大利，钻进共产主义的蚌壳里找一颗沙子，他想，沾在挡风玻璃上的水珠被雨刷刮去，能有多难呢？
从口音上听不出里克特来自哪里，但反正不会是比波兰更往东的地方，他的浅色头发和眼睛——说不准到底是蓝色还是绿色——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帮助。也许在他再年轻些的时候，斯拉夫血统的笔触会更明显，但现在，因为眼角的细纹和一种后天获得的冷漠，里克特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疲于生活的东柏林人。
布里格达大街二十三号的木工商店在这里开了十多年了，是个满是尘埃和木屑的灰暗洞穴，大概是迫于租金压力，还卖起了香烟和糖果。颜色过分鲜艳的柠檬糖装在脏兮兮的宽口玻璃罐里，看上去更像是陪葬品。
“下午好。”年轻人用俄语回答，他的口音很有趣，就像整齐往一边倾侧的木栅栏，
烟雾聚集在他的贝雷帽周围，就像思绪烧尽后的惨淡残留物。
书店一片死寂，安东猜想这是二手书店应有的状态，毕竟这里是出版物的临终关怀病房，它们来这里等候遗忘，又或者说死亡，对书籍而言这是同一回事。幸运的那些能得到第二次机会，但大多数会屈服于时间和蛀虫。这听起来像是他的老朋友会说的话，但现在依然不是想起老朋友的时候。
“或者，在事情解决之前，华盛顿都不需要知道这件事。”领事慢吞吞地说，像是在测试每个词的发音，“想想看，戴维，他曾经是我们最好的人手，见鬼，我打赌现在也还是。
他的童年是霜冻的沼泽，当他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带着一种贫乏的、预科学校毕业生的想象力，问他这是不是一个比喻，不是。
路灯熄灭，太阳还没有出来，捷尔任斯基广场阴影幢幢，这似乎也是它一直以来的样子。人们不得不路过这里的时候都低着头，像独自穿过峡谷的牧民，屏着呼吸，生怕被狼群察觉。安东按紧帽子，走进阴影里。
塔米娅把一盒子弹放到桌子上，第二盒，第三盒；一把手枪，护照，远远不止一本；一个皮夹，一张日内瓦核发的通行证，上面用德语和法语写着“红十字会运输车辆”。她有条不紊地搬运着这些东西，像松鼠清空过冬的存粮。
他们聊天，接下来两晚都是这样，亚历克斯谈论去世一年的妻子，安东谈论自己不存在的女儿。身份毕竟只是些手套，戴这一双来取出烤盘，戴另一双来擦墙上的血迹。
亚历克斯摊开手，做出“那又如何”的姿态。离开了酒店餐厅的阴影，他看上反而更小了一些，一只收起翅膀的鸟。如果安东再有机会猜三次，他会说邮差、保险推销员或间谍。“我们躲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亚历克斯问，“你需要道歉还是安慰？我两样都不能提供。”
索科洛夫-海因斯停火协议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在此期间他一直在说话，一旦停下来，安东就会踢他一脚，或者拍一拍他的脸颊——不是那种友好的轻拍，而是一个资深审讯官的——抛给他一个新的问题，许多条细细的绳索，海因斯抓住它们，勉强在昏迷的深渊边缘晃荡。
“我的尼古拉姨夫和表兄，他们养马。”他听见安东说，用的是俄语，好像这些概念必须用母语才能加以解释，“有时候马匹熬不过冬天。它们花很长时间才死去，躺在干草上喘气，眼睛里流脓。‘记在农场的账本里’，他会这么告诉奥尔加姨妈，拿起猎枪到马厩去。
当他字斟句酌地问起，返回美国的航班有没有可能安排在本周时，邓肯露出耐心的微笑，就像人们看见猫坚持不懈地攻击镜子时那样。
“帮我个忙，别到客厅里去，好吗？”海因斯摸出两只玻璃杯，“如果你不小心看见了什么本应保密的表格，我可能需要把你勒死，埋在后院里。”
“所有美国人都这么友善，还是说只有你是这样？”
“我们，索科洛夫，复数，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坐下。”
小狗蜷缩起来睡着了。壁钟滴答作响，把沉默衬得更加庞大。安东把大衣丢到沙发上，那上面沾着细小的水珠，在唯一一盏灯下闪闪发亮。外面在下雨，也许是大雪到来之前的最后一场了。
海因斯回答他们只能算作比较常见面的同事，而且这个问题已经问过不下二十次了。
普利斯科特并不满意，他是个刚刚偷了一根针的小男孩，不把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刺出血来是不会罢休的。
“我这份工作，”普利斯科特拍掉手上的碎屑，“让我见识了很多可怜的灵魂，我老婆说这糟糕透顶，我跟她说，‘莉莉安，亲爱的，这些人在打一场看不见的仗，这可是需要勇气和一定程度的愚蠢的。看久了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有些共同的特征，我给你分类好了，第一种’”他竖起食指，“‘狂热者，继承父辈衣钵的麦卡锡主义者，像苍蝇一样被战争吸引，等不及要亲手干掉几个苏联佬；第二种，忧郁的爱国者。第三种是投机客，为想象中的牙医保险和退休金而来。第四种，理想主义者，每一个都假装自己早就把心换成了石头，要是你足够小心地接近他们，肯定会发现他们还有颗货真价实的心，敏感得像猫咪’。我问我老婆对这个分类法有什么见解，她说，‘米切尔，你怎么不去写诗呢？’”
深夜的日内瓦机场，候机室大门紧锁，乌灯黑火。停机坪周围荒芜的草地结了冰，原本漆黑一片，午夜过后云层散去，月光把它映成通透的银白色。他们一个在等华盛顿来的审查官，一个在等莫斯科来的贸易代表，像两个机械钟零件一样沿着跑道来回走动，免得冻僵。海因斯忘了安东说了些什么，大概是一个关于情报官员和鼻涕虫的笑话，他们都笑了起来，百分之二十是因为鼻涕虫，百分之八十是因为这个笑话多么无聊。
“‘索科洛夫有一种拳击选手的沉默，易怒，但并不鲁莽行事’，”海因斯说，“这是我交给波恩小乐团的第一份报告，关于你。他们很喜欢，说读起来就像报纸每周末刊登的连载犯罪小说。
“一个问题，安东。”
看在上帝份上，别提华沙。
“你知道那是我，在华沙。”
这不算是个问题。他不知道他能回答什么，我别无选择，或者我很抱歉，也可能是不，我并不抱歉，这就是我们所有错误决定的累加结果。“是的。”他放下枪，移开目光，“他们说你死了。”
莱昂反刍着自己匆忙编织的故事，用凭空捏造的细节填满坑洞和裂缝，祈祷它们的破绽并不那么明显。他思忖着海因斯是怎么做到的，像马戏团杂耍演员那样轮流抛掷三四个身份，稳稳地接住每一个，也许是练习。
这种酒店——以及它那显出疲态的庞大舞厅，式样陈旧的吊灯和灰暗的天顶画——不管是开在卢旺达、贝鲁特、布拉格还是伊斯坦布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情报机构的附生物聚集在大堂酒吧里，就像冬日的鸟儿聚集在电线上，披着鲜艳的羽毛：外国通讯记者，贸易特使，还有其他拗口的头衔。
国务院只给他提供了两个星期的语言浸入课程，有趣的措辞，“浸入”，像是给流水线上的半成品喷漆，再打包送走。
一个有趣的组合，一个高而瘦削，看上去像只脾气不好的鱼鹰；
莱昂的喉咙堵住了，他费劲地吞咽了一下，“你是个叛徒。”
“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是什么。”海因斯说，语气和缓，仿佛对方是个易怒的幼童，“现在我只希望我的朋友活下去，你能明白吗？”
莱昂并不明白，他继续举着那把偷来的、血迹斑斑的武器，觉得自己像聚光灯下不知所措的丑角。
他故意把节奏放得很慢，仔细地吮吸和抚摸。时间一度是他们最缺乏的贵重商品，但在这间远离人烟的木屋里，时间满溢而出，就像滴落铁桶的雨水。
安东亲吻他汗涔涔的额头，然后是嘴唇，海因斯的眼睛是绿色的，深埋着波恩的夏天和1968年伯尔尼的雪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