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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foe其实是想看陈丹青的《局部》的，但看视频还是比看书commitment 大。
◆访谈杂录
>> 怎么看待孔子所说的“五十知天命”？
陈：孔夫子时代的“天命”，与二十一世纪的“天命”——假如可以称之为“天命”的话——肯定不一样。过了五十岁，我仅知道自己在老下去，还会更老。
>> 还是以赵丹为例：他在1949年前从影不到二十年，其间还在新疆坐了五年牢，却出演过三十多部电影，从1949年到1980年他去世的三十一年间，他只出演八部电影。其间，富有戏剧性地，他又坐了五年牢。
>> 谈中国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关系，历史命题不一样，文化家谱也不一样。文艺复兴并不只是文艺，各方面，包括解剖、地理、航海、武器、生物学……所以后来会接续启蒙运动，会出现一个呼唤理性的时代。“文艺”只是文艺复兴的一部分，它背后有很多事物
>> 我不太相信这类辩论会有什么结果，真正主宰中国医疗或者教育的，都是政治力量。这一行出了问题，是支配它的力量出了问题，可是争论起来，面子上都是学术争论。内部的原因，则来自社会、来自利益、来自上面。
>> “今天”的一切，成功地使任何抨击与抗争变得很傻、很错位，非常犯不着，因此非常不合适——乖、忍着、别犯傻，这才是今日中国人真正的“精神”。
鲁迅的命题仍然在。同时大陆读书人开始注意胡适的命题。不过这二位先生都太超前了，“自由”与“宽容”，“怀疑主义”与“不合作”，今天仍然没市面，远远比七十多年前更没市面。
>> 在我看来，鲁迅与托尔斯泰的魅力，是对人世的巨大的同情。
>> 我们发现小时候看革命电影，闹半天，原来是帮着左翼青年在怀他们的旧，我们傻X，陪着哭，以为那也是我们的事儿，其实是我们在怀他们的旧。
>> 论人祸，则救灾的机制、援助的效率，早有不少文章聒噪过——政府独揽，民间无为，一方有难，八方措手，便是体制与国情的大隐患
>> 所谓“现代化”固然意在追求产值的数据、国族的富强，此外，更要看是否落实到人人难免的生命感受，而处处顾及人的处境、人的尊严、人的权力与权利，其中，包括人怎样死。
>> 倒是因此念及中国文坛艺坛六十年来举世无匹的老故事和新剧情，归结两条：一是逼死他，一是说不得——傅雷悬梁，老舍自溺，演员石挥投海，巴金的爱妻被逼死，钢琴家顾圣婴一家开煤气自杀。未死者，有林风眠下狱，石鲁发疯，胡风案牵连逾千人，沈从文建国初年就往自己手腕割一刀……
◆日常的台湾
>> 礼貌、笑容、抱歉、连声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种种零星小节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经验——走在这样的人丛中，我发现只有我自己时或粗心、急躁，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因为我已像久在此岸的人一样，惯于粗粝的生活，嫌种种礼数与自我克制，太麻烦。
>> 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认真，台湾人的恭谨是有汉民族的温润松爽，不给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的凡事规矩兢兢业业，台湾人的周到透着家常的欢然，并不板着脸。
>> 念及中原所谓“国学热”的虚火与声势，还是闹“运动”那一套，对岸则真的是在上课，好安静，好平常，窗外艳阳……
◆选择上海与上海的选择
>> 鲁迅到上海的种种考虑和真实原因，却是因为上海有租界，而且特意选择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区。这一层原因，鲁迅不好说，也不愿说，因为这是屈辱。怎么表达这种屈辱呢？他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写成“且介”，作成文集的题目，表示他躲在租界，是一个半殖民国家的奴隶。所以在选择“地利”时，鲁迅既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个现实主义者。
>> 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上海容纳鲁迅，而鲁迅远远地躲开上海——这就是一座城市与一位文人最传奇、最风流的关系。
>> 我们不能想象这些城市不曾遭遇这样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选择了这样的城市，然后跟她过不去，跟她闹着玩，城市则不动声色，包容文化叛徒，持续地给他们想象的空间，给他们创作的灵感。
>> 敷衍一位历史人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简化他，给他一个脸谱，很不幸，鲁迅正是一个早已被简化的脸谱。
鲁迅很早就说过，你要灭一个人，一是骂杀，一是捧杀。
>> 当我们说怎样“真正了解那个时代”，似乎暗示：我们已经了解自己的时代——我们真的了解自己的时代么？我看不了解。我们为什么要了解“那个时代”呢？就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的时代。
◆文学与拯救
>> 晚年的《故事新编》，那是无可超越，又深刻，又老辣，可是他也说太“油滑”，好像不当一回事，更没有居功自赏的意思。孙郁先生说鲁迅是个翻译家，很准确，他甘心情愿给新文学铺铺路，垫垫底，并没用太多力气写小说，早就让开身子，等着英雄好汉出来超过他。
>> 本土现代文学的前辈、先例、同伙、同志，一个也没有。要说有，也只是从日本的翻译看了一点欧洲小说，就这样子躲在小四合院自己写起来，结果开天辟地：中国古典文学结束了，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了。
>> 今天看，鲁迅的初作还是不可更动，不可商量。它可能单薄，但是完满，一上来就有自己的文体，深沉锋利，这种文体不是说还要怎样锤炼、生长，它已经是典范。我们不会说：一朵花得开那么几次才慢慢像一朵花，真的玫瑰，一开开来就是玫瑰，鲁迅的小说就是这样子。
>> 可是过了五十年，鲁迅的亲孙子周令飞和台湾同胞在东京申请结婚，海峡两岸驻日本官员没有一个人胆敢出面、胆敢做主，哪怕说一句同情的话。事后，大陆的高级官员把鲁迅的儿子叫过去，教训他，要他和鲁迅的孙子脱离父子关系，还要他退党。
>> 无论是胡风还是储安平，是张志新还是林昭，是六七十年代的红卫兵还是老知青，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还是读书人，都自以为是在“救中国”。
>>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大讽刺、大失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寓言，被孩子们彻底看穿了、抛弃了；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大还俗、大胜利：革命与改良、文化与制度、文学与拯救，终于被看成是两回事。
>> 鲁迅的时代，有过一些试图将文学与拯救审慎划分的小说实践，但很少有人听取。在我们的时代，仍然有一些试图将文学引向拯救的热情作品，也很少有人听取。怎么会呢？我们可以想想。所谓“文学”这个概念，其实来自西方，“拯救”的概念，同样来自西方，
>>起飞了，地平线忽然倾斜，地皮好像掀起来。
>> 知青有幸，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歉疚、社会的隐痛、时代的败笔，因此尚有若干被言说、被纪念的历史价值。
>> 国共两党的内在关系与历史形态因之获致相当可信的真实性，以至不是我们在观看，而是我们被这真实所逼视。
>> 时代的艺术，过了就过了，可资有效传递的技艺和时段很有限。今日意大利人或荷兰人休想从达·芬奇或伦勃朗那里学习借鉴任何东西。一切产生达·芬奇与伦勃朗的条件，包括作画工具，在现时代已经消失，也不再需要了
>> 阅读约翰·伯格，会随时触动读者内心极为相似的诧异与经验，并使我们的同情心提升为良知。
>> 浪漫”这个词是德国人提出来的，不是法国人。我们常用“浪漫”去形容西方性格，很不确切的。至少要知道这个词的来源。同时，德国人提出“整理国故”，搜索日耳曼民族的神话、寓言和种种古老民族文艺，找回民族自信，这也和中国很相似，五四运动有全盘反传统的一派，也有“整理国故”的一派，出现所谓“国学”一说。
>> 只能说大家今天看古希腊艺术，跟中东、亚洲、南美的艺术比，可能没有哪个源头的文化像古希腊那样，让今天的观众立即看到“人”的尊容，面对“自己”的模样。
◆无言的劝告
>> 大部分作品的“图像”均被赋予近乎完美的“不可更动性”。诚然，但凡严肃的中国摄影家都已学会将自己交付给以下折磨：空间的安排，视线与向度，光与光源的把握，人物的动静、主次、避让、张弛、单数与复数……但在吕楠那里，这些不容闪失、不予商量的“原则”——我甚至愿意说是“伦理”——格外呈现为一种紧张感
>> 蒂埃－布勒松的天纵其才，则无不透射法兰西人的雅隽而机警；柯特兹的妙不可言则有斯拉夫人的诙谐达观，而后闪露他胜于卡蒂埃－布勒松的朴素与自然——吕楠的品性显然内敛而执拗，默默之状，几乎触及他周旋其间的精神病人，这位中国人与欧洲同行相较，另是一种禀赋
◆喜看提香来上海
>> 这些画展对老百姓和年轻人的真价值，乃是蔡元培先生在国事蜩螗的年代难以实施的大理念，即“美育代宗教”
◆仍然在野
>> 阿城出现，美院上岁数的老师说，哦，原来是钟惦棐的孩子。钟惦棐？前辈于是打比方：就是当年电影界首席大右派，等于美术界江丰。
>> 可以理解，可以通过，因而只是一顶破帽子，根本不值钱。一切新事物，一切值得一做的事情，都没法得到承认！”
残忍的真话。假如毕加索了解真实的中国，这话尤其残忍。
>> 个机构林立利益均沾的文艺界，一个逐渐丧失“在野”空间的权力市场。不必铲除野草，土壤经已流失，一切正在被制定、被划分、被培植。
◆被糟蹋的词语
>> 这种对立的意识，割裂历史，其实保守也好、创新也罢，都来自一种整体感、历史感。昨天与今天是什么关系呢……如前所述，当“保守”与“新创”等词语被政治化、绝对化、功利化，后果是什么——就是我们丧失了历史感。
>> 但进步不是过河拆桥，一如“新”并不就是“好”，“旧”并不就是“坏”。当一个或一对词语被赋予太过分明的价值判断，话就被说死，失去余地、没有退路了。
>> 论写实人物油画，我不知道刘小东能否在当今世界同类画家中找到对手。他远远超越了弗洛伊德和艾瑞克·费雪。部分因为小东的强悍“特质”，
>> 陈：青春不等于才华，但才华靠青春壮胆。
>> 文革”阅历是我们足以平摊的财富，善用者，收获可观：
>> 今天，中国人开始追求“知的权利”，其中，观看的权利，至关重要。亿万人民今已获准从现代影像媒体同步获知世界大事：
>> 石印画、铜版画于是等同今日的影像媒体，成为传播利器，与教会、宫廷的古典绘画传统始得相分离而相诘抗，成为公众的艺术，影响社会，服务国家：那两个世纪，正是英法确立现代国家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伟大时代
>> 全世界可能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绘画，像中国人这样迷恋于前朝前代的脉迹，沉溺于古人的美学言说中，而董其昌是其中最突出最完满的范例。
◆百年苦难的补偿
>> 数万观众自然是继续赏看，不知下场的演员们在东南西北口简直如决堤洪水般汹涌而出，一通过狭窄的出口即拔腿飞跑，让道给密匝匝挤挤挨挨即将登场的另一拨演员……汉儒和唐女们下场后纷纷撩起闷热的古装，边跑边脱，露出裙下的球鞋皮鞋舞鞋拖鞋，负责推送巨型彩柱的红衣相公们立刻脱去沉重的头饰，露出孩子兵的乱发，如释重负开颜憨笑，
>> 所谓“干货”，就是你满口道理、主意再绝，你得可实行。即便可实行，上下场能否衔接？工程技术是否允许？操作时出现伤亡谁来负责？无数国内外大型表演用过没有？大量绝佳先例又怎样套用过来？陈义太高妙，百姓看不明白。效果太通俗，文化人便来讪笑。内容稍出格，和上面怎样周旋？花招不够
>> 新，何必辛苦一场？我原是资深单干，又常开口叫骂，此番大型集体创作，这才承认自以为是的指斥或献策，其实多么轻易而轻佻。
>> 但我曾试图提醒他们：倘若作为不带贬褒的词语，并仅限于文艺，极权主义美学绝对是人类意志与想象难以抑制的表达，尤其当这种表达诉诸大型广场与超级盛典
>> 什么是民族主义？以赛亚·伯林的定义，即渴望得到承认。
◆幸亏年轻
>> 记忆是内心的“视像”，封存无为；回想，则近于“思考”，不安分，试图有为了；一旦转成文字，被人读，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 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文革”的标语。
>> 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说，另有田园诗意，而自强的过程日后总会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时段是在青少年时代，倘若争气，赔得起，看得开
◆访谈杂录
>> 怎么看待孔子所说的“五十知天命”？
陈：孔夫子时代的“天命”，与二十一世纪的“天命”——假如可以称之为“天命”的话——肯定不一样。过了五十岁，我仅知道自己在老下去，还会更老。
>> 还是以赵丹为例：他在1949年前从影不到二十年，其间还在新疆坐了五年牢，却出演过三十多部电影，从1949年到1980年他去世的三十一年间，他只出演八部电影。其间，富有戏剧性地，他又坐了五年牢。
>> 谈中国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关系，历史命题不一样，文化家谱也不一样。文艺复兴并不只是文艺，各方面，包括解剖、地理、航海、武器、生物学……所以后来会接续启蒙运动，会出现一个呼唤理性的时代。“文艺”只是文艺复兴的一部分，它背后有很多事物
>> 我不太相信这类辩论会有什么结果，真正主宰中国医疗或者教育的，都是政治力量。这一行出了问题，是支配它的力量出了问题，可是争论起来，面子上都是学术争论。内部的原因，则来自社会、来自利益、来自上面。
>> “今天”的一切，成功地使任何抨击与抗争变得很傻、很错位，非常犯不着，因此非常不合适——乖、忍着、别犯傻，这才是今日中国人真正的“精神”。
鲁迅的命题仍然在。同时大陆读书人开始注意胡适的命题。不过这二位先生都太超前了，“自由”与“宽容”，“怀疑主义”与“不合作”，今天仍然没市面，远远比七十多年前更没市面。
>> 在我看来，鲁迅与托尔斯泰的魅力，是对人世的巨大的同情。
>> 我们发现小时候看革命电影，闹半天，原来是帮着左翼青年在怀他们的旧，我们傻X，陪着哭，以为那也是我们的事儿，其实是我们在怀他们的旧。
>> 论人祸，则救灾的机制、援助的效率，早有不少文章聒噪过——政府独揽，民间无为，一方有难，八方措手，便是体制与国情的大隐患
>> 所谓“现代化”固然意在追求产值的数据、国族的富强，此外，更要看是否落实到人人难免的生命感受，而处处顾及人的处境、人的尊严、人的权力与权利，其中，包括人怎样死。
>> 倒是因此念及中国文坛艺坛六十年来举世无匹的老故事和新剧情，归结两条：一是逼死他，一是说不得——傅雷悬梁，老舍自溺，演员石挥投海，巴金的爱妻被逼死，钢琴家顾圣婴一家开煤气自杀。未死者，有林风眠下狱，石鲁发疯，胡风案牵连逾千人，沈从文建国初年就往自己手腕割一刀……
◆日常的台湾
>> 礼貌、笑容、抱歉、连声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种种零星小节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经验——走在这样的人丛中，我发现只有我自己时或粗心、急躁，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因为我已像久在此岸的人一样，惯于粗粝的生活，嫌种种礼数与自我克制，太麻烦。
>> 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认真，台湾人的恭谨是有汉民族的温润松爽，不给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的凡事规矩兢兢业业，台湾人的周到透着家常的欢然，并不板着脸。
>> 念及中原所谓“国学热”的虚火与声势，还是闹“运动”那一套，对岸则真的是在上课，好安静，好平常，窗外艳阳……
◆选择上海与上海的选择
>> 鲁迅到上海的种种考虑和真实原因，却是因为上海有租界，而且特意选择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区。这一层原因，鲁迅不好说，也不愿说，因为这是屈辱。怎么表达这种屈辱呢？他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写成“且介”，作成文集的题目，表示他躲在租界，是一个半殖民国家的奴隶。所以在选择“地利”时，鲁迅既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个现实主义者。
>> 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上海容纳鲁迅，而鲁迅远远地躲开上海——这就是一座城市与一位文人最传奇、最风流的关系。
>> 我们不能想象这些城市不曾遭遇这样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选择了这样的城市，然后跟她过不去，跟她闹着玩，城市则不动声色，包容文化叛徒，持续地给他们想象的空间，给他们创作的灵感。
>> 敷衍一位历史人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简化他，给他一个脸谱，很不幸，鲁迅正是一个早已被简化的脸谱。
鲁迅很早就说过，你要灭一个人，一是骂杀，一是捧杀。
>> 当我们说怎样“真正了解那个时代”，似乎暗示：我们已经了解自己的时代——我们真的了解自己的时代么？我看不了解。我们为什么要了解“那个时代”呢？就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的时代。
◆文学与拯救
>> 晚年的《故事新编》，那是无可超越，又深刻，又老辣，可是他也说太“油滑”，好像不当一回事，更没有居功自赏的意思。孙郁先生说鲁迅是个翻译家，很准确，他甘心情愿给新文学铺铺路，垫垫底，并没用太多力气写小说，早就让开身子，等着英雄好汉出来超过他。
>> 本土现代文学的前辈、先例、同伙、同志，一个也没有。要说有，也只是从日本的翻译看了一点欧洲小说，就这样子躲在小四合院自己写起来，结果开天辟地：中国古典文学结束了，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了。
>> 今天看，鲁迅的初作还是不可更动，不可商量。它可能单薄，但是完满，一上来就有自己的文体，深沉锋利，这种文体不是说还要怎样锤炼、生长，它已经是典范。我们不会说：一朵花得开那么几次才慢慢像一朵花，真的玫瑰，一开开来就是玫瑰，鲁迅的小说就是这样子。
>> 可是过了五十年，鲁迅的亲孙子周令飞和台湾同胞在东京申请结婚，海峡两岸驻日本官员没有一个人胆敢出面、胆敢做主，哪怕说一句同情的话。事后，大陆的高级官员把鲁迅的儿子叫过去，教训他，要他和鲁迅的孙子脱离父子关系，还要他退党。
>> 无论是胡风还是储安平，是张志新还是林昭，是六七十年代的红卫兵还是老知青，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还是读书人，都自以为是在“救中国”。
>>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大讽刺、大失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寓言，被孩子们彻底看穿了、抛弃了；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大还俗、大胜利：革命与改良、文化与制度、文学与拯救，终于被看成是两回事。
>> 鲁迅的时代，有过一些试图将文学与拯救审慎划分的小说实践，但很少有人听取。在我们的时代，仍然有一些试图将文学引向拯救的热情作品，也很少有人听取。怎么会呢？我们可以想想。所谓“文学”这个概念，其实来自西方，“拯救”的概念，同样来自西方，
>>起飞了，地平线忽然倾斜，地皮好像掀起来。
>> 知青有幸，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歉疚、社会的隐痛、时代的败笔，因此尚有若干被言说、被纪念的历史价值。
>> 国共两党的内在关系与历史形态因之获致相当可信的真实性，以至不是我们在观看，而是我们被这真实所逼视。
>> 时代的艺术，过了就过了，可资有效传递的技艺和时段很有限。今日意大利人或荷兰人休想从达·芬奇或伦勃朗那里学习借鉴任何东西。一切产生达·芬奇与伦勃朗的条件，包括作画工具，在现时代已经消失，也不再需要了
>> 阅读约翰·伯格，会随时触动读者内心极为相似的诧异与经验，并使我们的同情心提升为良知。
>> 浪漫”这个词是德国人提出来的，不是法国人。我们常用“浪漫”去形容西方性格，很不确切的。至少要知道这个词的来源。同时，德国人提出“整理国故”，搜索日耳曼民族的神话、寓言和种种古老民族文艺，找回民族自信，这也和中国很相似，五四运动有全盘反传统的一派，也有“整理国故”的一派，出现所谓“国学”一说。
>> 只能说大家今天看古希腊艺术，跟中东、亚洲、南美的艺术比，可能没有哪个源头的文化像古希腊那样，让今天的观众立即看到“人”的尊容，面对“自己”的模样。
◆无言的劝告
>> 大部分作品的“图像”均被赋予近乎完美的“不可更动性”。诚然，但凡严肃的中国摄影家都已学会将自己交付给以下折磨：空间的安排，视线与向度，光与光源的把握，人物的动静、主次、避让、张弛、单数与复数……但在吕楠那里，这些不容闪失、不予商量的“原则”——我甚至愿意说是“伦理”——格外呈现为一种紧张感
>> 蒂埃－布勒松的天纵其才，则无不透射法兰西人的雅隽而机警；柯特兹的妙不可言则有斯拉夫人的诙谐达观，而后闪露他胜于卡蒂埃－布勒松的朴素与自然——吕楠的品性显然内敛而执拗，默默之状，几乎触及他周旋其间的精神病人，这位中国人与欧洲同行相较，另是一种禀赋
◆喜看提香来上海
>> 这些画展对老百姓和年轻人的真价值，乃是蔡元培先生在国事蜩螗的年代难以实施的大理念，即“美育代宗教”
◆仍然在野
>> 阿城出现，美院上岁数的老师说，哦，原来是钟惦棐的孩子。钟惦棐？前辈于是打比方：就是当年电影界首席大右派，等于美术界江丰。
>> 可以理解，可以通过，因而只是一顶破帽子，根本不值钱。一切新事物，一切值得一做的事情，都没法得到承认！”
残忍的真话。假如毕加索了解真实的中国，这话尤其残忍。
>> 个机构林立利益均沾的文艺界，一个逐渐丧失“在野”空间的权力市场。不必铲除野草，土壤经已流失，一切正在被制定、被划分、被培植。
◆被糟蹋的词语
>> 这种对立的意识，割裂历史，其实保守也好、创新也罢，都来自一种整体感、历史感。昨天与今天是什么关系呢……如前所述，当“保守”与“新创”等词语被政治化、绝对化、功利化，后果是什么——就是我们丧失了历史感。
>> 但进步不是过河拆桥，一如“新”并不就是“好”，“旧”并不就是“坏”。当一个或一对词语被赋予太过分明的价值判断，话就被说死，失去余地、没有退路了。
>> 论写实人物油画，我不知道刘小东能否在当今世界同类画家中找到对手。他远远超越了弗洛伊德和艾瑞克·费雪。部分因为小东的强悍“特质”，
>> 陈：青春不等于才华，但才华靠青春壮胆。
>> 文革”阅历是我们足以平摊的财富，善用者，收获可观：
>> 今天，中国人开始追求“知的权利”，其中，观看的权利，至关重要。亿万人民今已获准从现代影像媒体同步获知世界大事：
>> 石印画、铜版画于是等同今日的影像媒体，成为传播利器，与教会、宫廷的古典绘画传统始得相分离而相诘抗，成为公众的艺术，影响社会，服务国家：那两个世纪，正是英法确立现代国家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伟大时代
>> 全世界可能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绘画，像中国人这样迷恋于前朝前代的脉迹，沉溺于古人的美学言说中，而董其昌是其中最突出最完满的范例。
◆百年苦难的补偿
>> 数万观众自然是继续赏看，不知下场的演员们在东南西北口简直如决堤洪水般汹涌而出，一通过狭窄的出口即拔腿飞跑，让道给密匝匝挤挤挨挨即将登场的另一拨演员……汉儒和唐女们下场后纷纷撩起闷热的古装，边跑边脱，露出裙下的球鞋皮鞋舞鞋拖鞋，负责推送巨型彩柱的红衣相公们立刻脱去沉重的头饰，露出孩子兵的乱发，如释重负开颜憨笑，
>> 所谓“干货”，就是你满口道理、主意再绝，你得可实行。即便可实行，上下场能否衔接？工程技术是否允许？操作时出现伤亡谁来负责？无数国内外大型表演用过没有？大量绝佳先例又怎样套用过来？陈义太高妙，百姓看不明白。效果太通俗，文化人便来讪笑。内容稍出格，和上面怎样周旋？花招不够
>> 新，何必辛苦一场？我原是资深单干，又常开口叫骂，此番大型集体创作，这才承认自以为是的指斥或献策，其实多么轻易而轻佻。
>> 但我曾试图提醒他们：倘若作为不带贬褒的词语，并仅限于文艺，极权主义美学绝对是人类意志与想象难以抑制的表达，尤其当这种表达诉诸大型广场与超级盛典
>> 什么是民族主义？以赛亚·伯林的定义，即渴望得到承认。
◆幸亏年轻
>> 记忆是内心的“视像”，封存无为；回想，则近于“思考”，不安分，试图有为了；一旦转成文字，被人读，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 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文革”的标语。
>> 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说，另有田园诗意，而自强的过程日后总会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时段是在青少年时代，倘若争气，赔得起，看得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