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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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foe说是百年记，主要是写1910s-40s间的事。张泉写出了当时的各种艰难，和诸位大师们的风采和执着。
第三章 推荐序 不可磨灭的足迹
◆ 史语所从创建到迁台以来的变迁。他的视角独特，从那一代人构筑民族想象与重建公共信仰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史语所的使命、探索与贡献。
第五章 前言 大发现的时代
◆ 鲁迅十八岁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到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后，依然对矿物情有独钟，
◆ 鲁迅读书的时代，地质学仍被称为“地学”，矿物学则被称为“金石学”，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以为，这两门功课探讨的仍是舆地和钟鼎碑版这些古老的学问。
◆ 《中国矿产志》是鲁迅和他的同学顾琅合著的，曾被清政府学部定为国民必读书。他们期望国人重视并了解自己国家丰富的矿藏，
◆ 自19世纪后半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以其七次远征为海外汉学家、探险家踏勘中国揭开序幕，
◆ 在这波浪潮中，地质学家先行一步，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建筑学家前赴后继，终于在二三十年间造就风气，蔚为大观。
他们是各自领域的拓荒者，也是走出书斋、走向旷野的第一代中国人。这本书希望重述的，正是他们的探索以及他们开创的新纪元。
◆ 赵元任等人历时十年，走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皖南、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系统地进行方言实地调查，初步勾勒了中国语言变迁的轨迹，而这些寻访与研究的意义，正如傅斯年所总结的那样：“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
◆ 地质调查所和史语所考古组探查的主要是地下的文物，中国营造学社追索的则是地上的古迹。鲁迅生前，北京的家中常年摆着一幅从山本照相馆购买的佛像照片，据说，他把这尊河北正定隆兴寺的佛像誉为“东方美神”，尽管他毕生都没见过它的真身。
◆ 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也是学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
◆ 他们大多诵读“四书五经”长大，随后到海外接受现代学术训练，崇尚科学精神。他们中有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人类学博士（李济）、第一位考古学硕士（梁思永）、最早的商业管理硕士（曹云祥），还有“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中国科学考古第一人”（梁思永）、“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中国恐龙之父”（杨钟健）……
他们是荒野上的大师，新学术的奠基者，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当然，他们也是第一代世界主义者，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 它们的发展历程也足以折射出从1910年代到1940年代的不同阶段，中国学界走向田野的渴望与困惑、构想与曲折、困境与探求。正因他们的努力，一个大发现的时代终于在近代中国的土地上显露峥嵘。
◆ 他才真正对徐霞客心生敬意，更满怀好奇。然而，这样一个传奇人物的人生历程居然模糊不清，著作也早已支离破碎，大量散佚。于是，丁文江决定为徐霞客正名，整理徐霞客的游记和年谱，绘制其周游天下的路线图。
◆ 抗战期间，史语所迁到李庄，当地的乡绅与百姓一度以为，这些学者是以吃人为生的——抗战千里流亡，随身携带的一定是最贵重的东西，可他们的行李中却塞满了人类的遗骸。石璋如到豳县（今陕西彬县）考察，一边使用指南针，一边绘图，以致当地陪同的人坚信他是风水先生，再三央求他到家中帮忙看看风水，无论石璋如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
◆ 他们发现，在中国进行田野考察，最大的对手，其实是金石学传统，它是如此根深蒂固。中国营造学社外出考察古建筑，当地向导听说梁思成等人对古物感兴趣，常常会自作主张带他们去看碑刻，他们觉得，碑刻才是艺术，而建筑不过是工匠的手艺，难登大雅之堂。
◆ 战争是更大的威胁。1927年，李济前往陕西考察，由于北伐战争，他不得不绕道半个中国，先北上大连，再坐船南下上海，然后转汉口，再从汉口取道北上。
◆ 他们在荒野之中，于书斋内外，上下求索，努力恪守精神的尊严。其实，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以自己的名字开创新的纪元。
第七章 第一章 李希霍芬的“偏见”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陷入战火，云南的锡矿顿时没了销路，许多矿场随之倒闭。20世纪初的世界，诸多隐秘的角落，就这样相隔万里却彼此关联。
◆ 后人遂感慨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称赞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但事实上，获益的当然不只是人文学科，不只是环绕着《新青年》与《新潮》杂志的那一批文学闯将。
第八章 第二章 先行者
◆ 多年后他依然坚持这一判断，始终认为梁启超“是优秀的作家，但不是政治家”。然而，和民国的许多书生一样，当丁文江用复杂的口吻臧否前辈梁启超的一生时，他和他的朋友们却也在踏入同一条命运之河，一次次重蹈覆辙。
◆ 甘肃发生了一场里氏八点五级的地震，震中在海原，距离固原八十多公里。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唯一的一次震中烈度高达XII度的大地震，二十三万人在这场劫难中丧生。
◆ 他们相信，玉门老君庙附近有希望找到油田。翁文灏极为兴奋，派孙健初再度勘探，制订出开采计划。1939年3月，玉门油田正式出油。
至此，翁文灏十八年前的期望才终于得以实现。
◆ 作为地质调查所新的掌门人，他同样展现了杰出的管理才能。调查所规模日渐壮大，古生物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矿物岩石研究室、沁园燃料研究室、土壤研究室、地震研究室陆续创立，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地震学、土壤学……在这里开枝散叶。
◆ 多年后，当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书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矿物学”这一章，他无比庆幸地发现，自己不必为了考证一些模糊的概念而消耗精力，章鸿钊的著述已经为他提供了明确的答案。
第九章 第三章 “难稽”的洪荒
◆ 1921年，安特生获准前往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一位年轻的中国地质学家加入了发掘队。二十八岁的袁复礼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他在布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生物学、植物学、考古学和地质学，获得硕士学位，
◆ 穿越一层又一层色彩、质地都不尽相同的土块和砂石，地下的遗存逐渐显露端倪。首先要穿过1.2米厚的鲜黄色硬土层，进入1.75米厚的浅灰色沙土层，进而是7.25米厚、由大块灰岩组成的不规则层，继续深挖则进入厚达6.7米、由颗粒极细的各色土组成的对基层，随即就会发现由角砾岩和黑土组成的化石层。在0.4米的化石层之下，还有6米厚的坚硬灰岩角砾层、1.5米厚的砂层、5米厚含砂量略少和2米厚含砂量更大的坚硬角砾岩和红色砂质土，最后便是2米厚、含有大量结核的砂质红土层。
◆ 不过，决定性时刻是由袁复礼缔造的。1928年秋，袁复礼在新疆吉木萨尔县三台大龙口发掘出四十二个爬行动物化石，其中有七个完整的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包括水龙兽、二齿兽，以及以他的姓氏命名的袁氏阔口龙和袁氏三台龙。
◆ 不料，几个月后，当结束了在新疆的考察，再次路过，他却发现这里已然湖水盈盈。一年前的秋雨让干枯了两个多世纪的湖重生了，而岸边的羊群也从十余头暴增到两千多头。
◆ 沿路积雪皑皑，没过脚踝，他只能用推轮计算距离，每次转弯都要用罗盘确定方向，这样一直走了五个月，途经四千多公里，才抵达呼和浩特。不过，这一路跋涉是值得的，他又发掘出一批大型爬行动物化石，包括宁夏结节绘龙，为五年的考察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他曾在科学考察笔记本上这样写道：“既不献给地球上的人类，也不献给天堂中的诸神，仅献给那些在西蒙古及神奇的中亚徒步旅行的迷途者。”
◆ 决定性的瞬间发生在1929年12月2日下午4点，在松砂和坚硬的填质中，裴文中看到一个圆形的东西，他相信，那是人的头骨。
这里就是安特生几年前发掘出大批古生物化石的地方，被称为“第一地点”。红色砂质黏土(red sandy clay)中，“北京人”头骨出现了。在发回北京的电报中，裴文中强压着内心的狂喜，写道：“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同事王存义显然更加兴奋，他给抱着头骨的裴文中拍了张全身照，视线都聚焦在“北京人”的头骨上，却没注意，只拍了裴文中的半个脑袋。
◆ 1927年以前，龙骨山的挖掘工作，是古生物学的，即目的在于挖掘动物骨骼的化石。1927至1930年的工作是人类学的，即目的在于挖掘人类的化石。1930年的工作，除了发现了人类的化石外，最重要的是发现了石器，发现了“北京人”用火的痕迹。从此而后，龙骨山上的工作，就成了考古学的范畴，即是要注意化石的位置和彼此的关系，土石中发现的石块以及土石等的性质和位置等。
◆ 日益严峻的政局，把考古发掘搅动得五味杂陈。日军蚕食着东北三省，华北危急，周口店距离战火越来越近，考古发掘由此变成了对文化遗存的抢救——中国的学人们急于赶在国难临头之前，发现更多的珍宝，解开无尽的谜团。
◆ 贾兰坡只有高中学历，三年前考入新生代实验室，同样从练习生做起，此时已经升任技佐。他也是个勤奋的年轻人。一本1885年在伦敦出版的《哺乳动物骨骼入门》，他半页半页地苦读，生吞硬记那些冗长复杂的英文术语。他和工人们打过一条野狗，旁人争着吃肉，他却惦记着骨头。他把狗的骨架重新拼起来，对照《哺乳动物骨骼入门》分辨每块骨头的名称和特点。
第一十章 第四章 生死之际
◆ 丁文江在世时，曾经这样评价翁文灏：“若不是大部分的光阴消磨在为他人做嫁衣上面，他的科学的成就一定要十倍于此的。”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干家”
◆ 作为清华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四十四岁的袁复礼与闻一多等十一名教授一起，带领二百六十七名学生，徒步三千多里，从长沙一路走到昆明。
◆ 贾兰坡到协和医学院进修解剖学，衣兜里总是揣着两根人类的腕骨，不时摸一下，马上判断自己触碰的是哪块骨头。这几乎成为一种条件反射。渐渐地，他信手就能分辨出人骨的部位，甚至连左右手都能轻松识别出来。
◆ 中国的年轻人“精神更加丰富，因为他们生活在风暴和寻找家园的时代，当秕糠为风吹散，根浅的树木为风吹倒，只有坚强的鸟儿才敢于磨炼自己的翅膀”。然而，身处乱世，许多“坚强的鸟儿”最终还是被时代的风暴摧折了翅膀。
◆ 进白色木箱之前，头骨化石都被包得严严实实，从内到外，分别用擦镜头的细棉纸、白棉纸、医用吸水棉花、医用纱布、粉莲纸、厚的白纸与医用布，细致而周密地层层包裹好。木箱里还特地垫了几层黄色瓦楞纸，又用吸水棉花和木丝填满。
◆ 时隔几十万年，祖先的头骨从地层深处现身，短短几年又悄然消失，只剩下一批当年按照等比例仿制的石膏模型，留存下它们的轮廓。它们带给后人无尽的狂喜，又留下无穷的怅惘。但无论如何，它们曾激励着学人走出书斋，寻找大地的隐秘，
第一十一章 第五章 最后的眷顾
◆ 1966年5月4日和5月5日，一块枕骨和一块额骨相继出土。裴文中惊讶地发现，这两块人骨碎片，与1930年代出土的两块颞骨的模型，居然能拼合在一起。显然，它们曾属于同一个主人。或许冥冥之中，远去的祖先于心不忍，又给了裴文中最后的眷顾。
第一十三章 第一章 际会
◆ 刨坟掘墓”这样惊世骇俗的字眼，“寻绎中国人的始源”这样野心勃勃的志向，勾勒出中国学术界的一头“黑羊”形象，而这也未尝不是这一代新人的精神写照。军阀混战，列强环伺，他们更加执着于自己的民族身份，因此要“寻绎始源”，为祖国正名；不过，在老一辈学者看来，从海外归来的这一代人更像一群破坏者，他们总是毫不掩饰种种离经叛道的念头，执迷于一些听来匪夷所思的研究方法。
◆ 茶话会上那个留着辫子的老人并不是李济，而是王国维。
虽然他面色苍黄，乍看之下就像是六七十岁的老者，但他不算老，这一年只有四十八岁。他也实在不能算是老派学者，不仅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翻译过康德、拜伦和叔本华的作品，而且早年还曾用叔本华的学说研究《红楼梦》，
◆ 王国维迅速刷新了胡适的认知——王国维刚刚探讨完清朝思想家戴震的哲学后继无人，突然又提到《薛家将》里薛丁山和樊梨花的弑父行为，说在古希腊悲剧中也有类似的故事。身为新派学者，胡适自叹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王国维并非只关注故纸堆里的学问，他侃侃而谈美国电影公司的制作成本，又担心西方人太强调欲望，“必至破坏毁灭”
◆ 当他得知，王国维已经打算加入清华，只是担心从此以后不能自由地觐见溥仪，胡适立刻又写信苦口婆心地规劝：“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
◆ 吴宓的三次鞠躬，让王国维大为感动，但他还必须请示溥仪。虽然溥仪远在天津，其“实”已亡，“名”亦不存，但王国维也不肯荒废这套礼数，他谨守着本分，需要“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面奉谕旨命”，竟有些九百年前“白衣卿相”柳永“奉旨填词”的意味，而这道谕旨，却是王国维这一代遗民的精神枷锁，庄严、沉重、凄凉。
◆ 父亲陈三立则与谭嗣同等人并称“维新四公子”。陈寅恪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留学十余年，却无意浮名，只是一味读书，没有攻读学位，也没有著述。因此，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坚持认为，陈寅恪没有资格做教授，研究院不能为了他而降低标准。吴宓却极力申辩，
◆ “饮冰室”里的麻将声依然如故。过去的十余年里，梁启超习惯了在周而复始、堆牌砌墙的声浪中构思文稿，规划讲演。
他的文字排山倒海，似乎在温热的纸上偾张疾走，稍不留神便会从手中挣脱。登门取文稿的人每每不得不紧紧攥住它们，像攥着刚淬过火的上古神剑。
◆ 听了他讲的《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实秋第一次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兴趣，并引之为一生的志业。听到梁启超率真的演讲方式，人们大约就能理解他何以在政坛上难以自处——他每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欢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
◆ 赵元任是国学研究院四位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个多才多艺的妙人。吴宓对陈寅恪青睐有加，胡适则对赵元任无比敬佩，两人都用“最”或“第一”称赞过各自的老友。
◆ 与未来的太太杨步伟第一次见面时，赵元任就遭到无情的嘲笑：“一个人好好的为什么学哲学？”杨步伟是中国最早的妇产科医生之一，
第一十四章 第二章 新思潮
◆ 与此同时，以胡适的弟子顾颉刚为代表的年轻学者，怀疑传世的古籍版本和人们因袭的陈说，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这迅猛地颠覆着人们的认知，影响越来越大，“古史辨派”异军突起，也为“整理国故”提供了空间与合理性。
◆ 曹云祥对国学研究院提出了期望，却也似乎预言了它充满悲剧意味的未来。自此以往，研究院的师生不仅要寻找“中国之魂”，更要守护它、捍卫它，可以为它而死，又要甘愿为它苟活。
国学研究院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清华学校从创建伊始就秉承的美式教育，也没有模仿北大的德国模式，而是决定融会英国大学的组织结构和中国传统书院的气韵，构成新的骨骼与肌理。
◆ 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所谓的“四大导师”——以及李济，结成一个松散的学术共同体。他们中有晚清遗民，有共和斗士，有新派学者，也有传统士人，政治立场和学术兴趣不尽相同，甚至不时相互抵牾，是国学研究院提供了一片相对自由宽容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心无旁骛，专注学术。
◆ 吴宓忍不住在日记中愤愤地感叹：“介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
◆ 陈寅恪：听他讲课，充满挑战，他所用的文字，除了英、法、德、俄、日、希腊、拉丁文之外，还有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马札儿文等等，他的记忆力和功底似乎都深不可测。坐在讲台下的不只是学生，许多业已成名的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等人，也一直旁听他的课。
◆ 王国维讲《说文》，会用甲骨文和金文、三体石经和隶书进行比较解读；梁启超则从校勘、考证、训诂和学术系统等多方面教学生分辨古书真伪，对于欧美和日本的学术观点也常常信手拈来；赵元任是用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发音来分析汉语的声韵学；陈寅恪更是此中高手，他会用十几种语言比较分析《金刚经》，
第一十五章 第三章 纸上与地下
◆ 1926年2月5日，距离除夕还有一个星期，李济却离开了北京，启程前往山西。据《史记》记载，尧、舜、禹的都城——平阳、蒲坡、安邑——都在晋南。他觉得，或许能在神话与史实之间，敲下锄头。
◆ 月10日那天晚上，最让国学研究院师生兴奋的，不是成箱的陶片，而是半个蚕茧。
◆ 他们发现，王国维其实已经提前帮他们扫除了一些障碍，甚至画下了路标。1934年，陈寅恪对“二重证据法”做了新的阐释与总结，“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正是从三个维度重新界定研究的参照系——出土文物、海外典籍、外来观念。
第一十六章 第四章 云散
◆ 蝉噪渐起，愈发令人不安。那些隐匿在树丛中频繁鼓动身体的生灵，从高处冷眼窥视着人间。
◆ 把学生们的课卷也都评阅妥当，随后才放心地在遗嘱中写下这样的话：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一位史学大家从甲骨、竹简与诗词戏曲中洞悉了无数远古的隐秘、人世的离合，然而，轮到自己时，却终究难以参透。
◆ 来时满怀踌躇，去路凄风冷雨。千百年来，书生的意气与天真，世事的诡谲与残酷，都消融在王国维的一来一去之间和吴宓的一迎一送之际。
◆ 王国维被退位的溥仪赐了谥号“忠悫”，这个落第秀才的名字也终于被收入《清史稿》，位于列传第二百八十三。寥寥三百余字，一半记录他的才学，另一半则颂扬他的愚忠。晚清最后的国学大师，正史只吝啬地留下数笔，如同用几束秃残的狼毫在绝壁上书写摩崖巨字——尽管明眼人都知道，以王侯将相为序的历史叙事背后，谁会比谁更加不朽。
◆ 辛弃疾的年谱，写到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辛弃疾的好友、理学大家朱熹去世。由于朱熹晚年被视为“伪学逆党”，朝廷下令禁止会葬，六十一岁的辛弃疾却毫不顾忌，写下祭文，哭悼故友：“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如生。”
◆ 梁启超的一生，写作，办报，从政，投身教育。在西方学者眼中，他之于20世纪初中国的意义，相当于政治家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文豪海明威、教育家约翰·杜威和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四个人加在一起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 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时，都是读书种子，不愿卷入留学生们混乱的生活，被视为“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 傅斯年：但他终究没有到清华，而是南下广州，投奔中山大学，后来又自立门户，反倒把陈寅恪、赵元任一并招募到史语所。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精神衣钵及其未竟的使命，也都将由史语所传承下去。
◆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些菲薄而沉重的理想，留给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以及下一代的年轻人。这些理想势必要面对暴风、雷电，势必会经历冰封、阴霾。之后的人势必要面对更残酷、更绝望的时代，但他们还是得走下去。
第一十九章 第一章 麦田里的故都
◆ 这些“龙骨”上的符号，其实在多年前就已经被一位名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破解。它们是一种远古的文字，他将它们称为“甲骨文”。此后，经过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学人整理、研究，甲骨文逐渐为学界所知，乃至成为一时的显学。
◆ 傅斯年却慷慨陈词：近代欧洲，历史学(history)和语言学(philology)都是新兴科学。从前中国也有历史学和语言学，而且在传统学问中成就斐然；但是，它们都不具备科学的基础，而当下的中国，无疑正需要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一番陈述说服了蔡元培，史语所最终出现在中央研究院的名录上。
◆ 傅斯年之所以如此钟情于殷墟，其实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有关联。1927年，他读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时，《殷商制度论》中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自从梁启超在20世纪初首创之后，它就开始被学者和政客不断借用、演绎。然而，“中华民族”究竟是什么，却愈发模糊不清。
短短百年之间，孔子的后裔们先是被鸦片迷幻了双眼，后又被枪炮震聋了耳膜。偌大的帝国，过去闲庭信步，却一夕之间慌不择路，
◆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他们从传统中国的母体中分娩出来，却逢上一个思想开放的时代；他们既有国学的根基，又获得了现代视野和专业的学术训练，信赖科学，崇尚行动。王国维在世时，曾满怀欣喜地描述这个大发现的时代之于学术研究的价值：“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纸上”的世界与“地下”的世界交相辉映，丰富了他们的认知，也激发着他们的好奇心。
◆ 对李济、董作宾们而言，中华民族就在甲骨、陶器和青铜器的纹理间昼夜不息地穿行疾走，而探索殷墟正是要寻找文明的渊源，唤醒民族的记忆；对陈寅恪们而言，中华民族则在内阁大库那些用满、蒙、藏、汉文字书写的档案里，在佛经密密麻麻的符号间，在“吾国学术之伤心史”敦煌的卷宗中忽隐忽现；对赵元任们而言，中华民族是各省的人用迥异的方言讲述的同一个故事— ... 他们从各自的专业出发，尝试着触及中华文化的内核，就像从不同的起点登山，历经蜿蜒曲折，踏出无数新路，最终在巅峰相遇。
◆ 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学术研究也不得不与汹涌的国家理想、激昂的民族主义激情勾兑在一起，酿成一杯甘苦难辨的酒。
◆ 谋求学术独立的前提，是国家的富强，甚至后者更迫切、更崇高。于是，学术越要寻求独立，就越是需要暂时沦为民族主义的俘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乱世的中国变成一个悖论，也成为这一代学人精神痛苦的根源。
实际上，这也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困境，更是全民共同面对的问题。在一个救亡需求压倒启蒙理想的时代，所有个人的价值、合理的诉求——书中的黄金屋、书中的颜如玉——都要被迫让位于国家的召唤，演化为亢奋的政治热情，倘若再缺乏现代法制的约束，那么，毫无节制的爱国热情很可能最终沦为专制的借口。令人遗憾的是，身处历史拐点的中国，确实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 中央研究院的建立，本身也未尝不是一笔交易。身为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决定支持蒋介石后，才终于为中央研究院争取到了财政拨款。
第二十章 第二章 殊途同归
◆ 最令人惊讶的是，殷墟甚至有鲸、象、貘的遗骨，由此可见，虽然末代都城地处内陆，殷商王朝其实与南方沿海地区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往来。
◆ 研究之初他就不得不面对这种困境——先要设法给不同的陶器命名。经过系统的整理，他逐渐发现了藏匿其间的潜在线索——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继承了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器型，而殷墟的青铜器又转而成为人们熟悉的周朝器皿的“祖型”。文明正是这样代际传递，却又悄然更迭。尽管他主张科学的考古，却也不得不依赖传统金石学的方法，或借用象形文字的字形，或与铜器的名称做比较，来给陶器命名。
李济的纠结正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困境。他们越是急于从传统的母体中挣脱，就越发现自己与传统关联之深之切；现代科学的方法，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有时他们必须一次次向着自身古老的传统反溯，才能够踏出通途。
◆ 人们后来把赵元任和李方桂分别誉为“汉语语言学之父”和“非汉语语言学之父”，而他们的学术成就都与田野考察息息相关。
他们外出考察时携带的设备其实颇为简陋。蜡筒留声机放了几百次后，蜡盘就磨损得无法继续使用了；手摇充电器更是消耗体力，需要在一小时里不停地摇。然而，能带着这些仪器做田野调查，更精准地记录声音，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
第二十一章 第三章 凿破鸿蒙
◆ 李济把《东北史纲》节选后翻译成英文，交给了国际联盟派出的李顿调查团。最终，“李顿报告”(Lytton Report)确认：“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
其实，二十多年前，宋教仁也曾做过类似的事情。1907年，宋教仁竭尽所能引注了近百种中、日、韩资料，写出《间岛问题》，后来成为清廷与日本交涉的重要筹码。不过，在宋教仁生活的时代，所能依据的只有历史文献，而傅斯年则希望引入考古发掘的成果，作为更直接的证据。
◆ 安特生当年在仰韶村发现的彩陶文化不同，城子崖遗址出土了大量黑陶，漆黑光亮，薄如蛋壳。这些黑陶证明，在中国东部曾经存在着一种土生土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 龟甲仍然无穷无尽，仿佛从泥土中不断地生长出来。石璋如和同事们意识到，这个洞穴非比寻常，他们不能机械地沿用从前的经验和方法来处理这片前所未见的遗存。
当天晚上，石璋如、高去寻、王湘都留在工地，和工人们一起看守着这个奇特的坑。他们连夜商讨出新的对策，决定把包裹着层层甲骨的土块整个切割下来，装箱运回南京。 ... 搬运的难度更加超乎想象。起初请的是当地颇有名气的职业抬棺人，据说安葬袁世凯时做过杠房灵车总指挥；
◆ 经过整理，从这个甲骨灰土柱中出土了一万七千零九十六片有字甲骨，占殷墟十五次发掘的半数以上。考古组还复原出三百多版完整的龟甲。在此前的发掘中，他们曾幸运地发现过“大龟四版”和“大龟七版”，而这次发掘复原出的完整甲骨数量之惊人，堪称奇迹。或许，他们的铲子幸运地掘出了保存殷商王朝档案的地方
◆ 他们把考古发掘的情况与古籍中的记载相互印证，证实了春秋战国时期《竹书纪年》对商朝晚期都城的记载是准确的：殷墟确实是从盘庚迁都直到商纣灭亡之间，商朝的最后一座都城。“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由此汇流。
◆ 不过，李济并没有居功自傲，而是立刻反问：“什么叫作重大发现？难道你希望在这批档案里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
听了李济幽默而理智的反问，傅斯年恍然大悟，大笑起来。从此，他再也不提这个话题。
◆ 所幸，在安阳殷墟，重见天日的古都用它的余温慰藉着后世的人们。人们在这里寻找文明的起源，重塑失落的记忆。尘封的光华跨越三千年，传递到1930年代，就像浩渺星辰的微芒经历无数光年，投射进人们的瞳孔，那时，作为光源的那颗星或许早已死去几万年，但在人们眼中，它依旧顾盼含睇，宛然如生。
第二十二章 第四章 关山歧路
◆ 1945年，他当选美国语言学学会(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会长。英语不是他的母语，但他却作为一名异乡客领袖群伦，堪称传奇。当然，一些美国学者认为这没什么不妥，他们会半开玩笑地这样评价：“赵先生永远不会错。”
◆ 唯一吸引他的，却是卖书人早年在钱谦益旧园的红豆树下捡到的一颗红豆。他出重金把它买下，回去便开始重读钱谦益的文章。颠沛流离的岁月里，这一颗红豆，冥冥之中为他多年后写《柳如是别传》埋下了伏笔。
◆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寅恪滞留香港。傅斯年试图设法帮助他离开，然而，《大公报》记者发现，重庆政府派去的专机根本没有接回政界、商界和学界人物，只运走了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家的佣人、无数的箱笼，以及好几条狗。
◆ 几年后，史语所的朋友们将他的旧稿拼凑起来，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但那早已不是他当年的定稿。
凄风苦雨之中，依靠在昆明买到的一部《新唐书》，他又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他比从前更加勤奋地研究、写作，似乎唯其如此才能暂时忘却现实中的苦厄。他又写出《元白诗笺证稿》，却连适合誊抄、修订的稿纸都找不到，只好给史语所的同事陈槃写信求助，请他设法寄一些旧式的稿纸来救急。这个“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为了几叠稿纸，无比卑微地哀求：“拙稿不过七万言上下，当费纸不多也，如何之处，乞作覆。近日纸贵。如太费钱，可作罢论，不该多费公帑，于心不安也。”
◆ 除夕来临之前，五十六岁的陈寅恪绝望地出院回家。他已经双目失明。
◆ 他还不能绝望。早在1925年他就提出：“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他需兑现自己的承诺。他仍要在自己幽暗的世界里，寻找历史深处的熹微光芒，尽管他自己眸子里的星火，已经黯然熄灭。
◆ 用近乎离经叛道的方式讲中国哲学史，傅斯年听完却告诫蠢蠢欲动的同学：“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此后，他更毕生充当着胡适的“保驾人”。
◆ “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这个越洋电话，孔祥熙求之不得，他一直企图介入中美外交；这次任命却让傅斯年们哭笑不得，深悔自己意气用事，怕要坏了大局，又不得不四处斡旋，希望蒋介石收回成命。几个月后，蒋介石终于舍胡适而圈定朱家骅，
◆ 1939年，李方桂信守承诺，只在耶鲁大学待了两年，就冒着战火回到昆明。大后方生活艰苦，他在院子里种了菜，又养了鸡和鹅。鸡与鹅尚未长大，就被黄鼠狼吃得一干二净。他锲而不舍地养了第二批，时常半夜起床，拿竹竿轰黄鼠狼，终于有一只鹅率先长大，异常凶悍，可以帮他守卫其他家禽。
◆ 困居李庄，他们沉默着等待抗战胜利，却不知道，命运还有更加叵测的安排。
第二十三章 第五章 抉择
◆ 对傅斯年自己，这个承诺却重若千钧——他真的决定用残年去兑现它。
中国人向来安土重迁，这一代人偏生不同。他们先撞上一个国门洞开的时代，又逢上接踵而至的战乱与离合，从乡村到县城，从北京到欧美，从北方到南方，再从大陆到台湾，一步一步，不能回头。
◆ 他再也无法回到安阳，回到殷墟，但他其实每时每刻都穿行在殷墟的每一个探方，打量着四面八方扑面而来的文物和不断被唤醒的回忆。三千年以降的光阴，数十年以来的梦寐，就这样侵蚀着他的健康，蚕食着他的生命。
曾与他并肩进行田野考察的刘燿、夏鼐等人，成为大陆考古学界的扛鼎之人，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张光直、许倬云、李亦园等人亦陆续前往美国，成为享誉国际学术界的大家，高去寻却被孤独地搁浅在时代的夹缝中。
◆ 在每一本发掘报告的扉页上，他都写上“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辑补”。
没有一个智者愿意重复别人走过的路，没有一个学者不在内心深处希望开创自己的时代，没有一个人甘愿放弃自己的年华去填补别人的遗憾。人生如寄，倏忽即逝，何况漫长的三十二年。
◆ 蒋介石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对文化人的尊重，他捐出的是自己的稿费，而不是政府拨款——他是站在一个书写者的角度而不是政治领袖的立场来向胡适致意，无论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都算不易了。
◆ 许倬云在大一时选修了李济的“考古人类学导论”。... 在许倬云的记忆中，李济的考古课上布满了无数把青铜小刀，它们排列着像一条河那样蜿蜒席卷。文明就在这些符号中无声地涌动，沉默地传承，“看上去琐碎，然而它却真正教导了我们怎样从零碎的现象中归纳出文化演变的趋向”。
◆ 李济最器重的弟子夏鼐，也成为批判他的急先锋。1959年，李济和他的学术思想更是遭到《考古》杂志疯狂的批判。
◆ 但是，在大陆所有的历史、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教科书中，“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名字彻底消失了。一张1930年代的著名合影，更是清晰地反映出这种让人凭空消失的魔力——在这张鲁迅、李济和杨铨的合影中，李济被剪掉了，
◆ 无论留在大陆还是去往台湾，无论握手言和还是反目成仇，无论隔着沧海回眸眺望还是任由泪水洒落信纸，人世代异，生死离合，那座城将他们召唤到一起，却又残酷地掳去了他们全部的年华，仿佛他们生来就该是孤独的守城人，注定要找到那座城，进入那座城，在三千年前混沌的光阴里，消磨掉自己寂寥的一生。
第二十五章 第一章 破译“天书”
◆ 父亲梁启超寄来的影印本《营造法式》，却让梁思成不知所措。透过微微颤动的纸张，纵横捭阖的斗拱与飞檐似乎都峙立起来，栩栩如在眼前；他认识纸上的每一个汉字，但他读不懂那些神秘的文字，它们以匪夷所思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像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
◆ 遥隔千年，相距万里，李诫的书写、朱启钤的搜寻、陶湘的考证、梁启超的期望……建筑之光曲折蜿蜒，最终汇聚在梁思成身上。纸面上的线条与图案，蜿蜒成他一生无法走出的佛殿与宫墙。
◆ 后来，她一直无私地为梁思成的考察报告做着各种润色工作，更以“建筑意”构建出中国式的建筑艺术美学，“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人们很少能在建筑师笔下，见到这样隽永的文字。
◆ 早在1894年就提议把英语中的architecture一词翻译为“建筑”。1902年，梁思成一岁时，伊东忠太已经开始了为期三年，横跨中国、印度、土耳其和欧洲的考察之旅，并在四十六摄氏度的高温中重新发现了被遗忘多年的云冈石窟；
◆ 他们突然童心大发，决定先心照不宣，各自在纸上写下答案。两相对照，答案竟惊人的一致，都只有两个字——“材”与“栔”。这个传说真伪难辨，很容易让人想起“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和周瑜对“火攻”的构想，而《三国演义》里虚构的瑜亮情结，似乎在梁思成和刘敦桢身上重演了。在外人看来，未来十几年间，他们的合作关系，既密切，又微妙。
第二十六章 第二章 河北：万里之行的序章
◆ 后来写《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时，他依然难以掩饰狂喜的心情，“抬头一看，殿上部并没有天花板，《营造法式》里所称‘彻上露明造’的。梁枋结构的精巧，在后世建筑物里还没有看见过，当初的失望，到此立刻消失。这先抑后扬的高兴，趣味尤富。
◆ 只要年代久远的建筑，人们就相信是尉迟敬德在唐朝贞观年间兴建的；又或者，尽管大量典籍和碑刻都证明赵州桥是隋代工匠李春修建的，当地人却宁愿相信，修建赵州桥的是鲁班。对此，梁思成从不惮于澄清事实。
第二十七章 第三章 山西：木构的温床
◆ 《营造法式》里各种繁杂的细节以及令人困惑的解释，在他面前逐渐清晰起来。华严寺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尘封千年的《营造法式》。华严寺作为一个“活体”标本，更让他们发现，1920年代刊行的《营造法式》的彩画图样着色，其实存在很多谬误，需要修订再版。
◆ 梁思成“瞠目咋舌”，“愉快得不愿忘记那一刹那人生稀有的，由审美本能所触发的锐感”，
◆ 吴道子和杨惠之都师从张僧繇，所谓“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吴道子被尊为“画圣”，杨惠之被誉为“塑圣”，然而，在中国历史上，雕塑终究被视作雕虫小技，匠人也因此默默无闻，于是，吴道子名扬天下，杨惠之却鲜为人知。
◆ 他竟想出一个听起来有些迂腐的办法，寄了一封信到应县，信封上写着“探投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希望收信人能帮他拍一张木塔的照片。他不知道谁会收到这封信，收信人又会如何作答，他甚至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如期抵达应县。他能做的，只有等待。没过多久，这个天真的愿望居然实现了，应县宝华斋照相馆的店主拍了佛宫寺释迦塔的照片给他寄来，店主并不想要金钱酬劳，只希望得到一点北平的信纸和信笺，因为应县没有南纸店。
◆ 与应县木塔朝夕相处的这段日子，后来成为他一生的梦寐。多年后，在抗战流亡的路上，他用英文撰写《华北古建筑调查报告》(In Search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in North China)，又想起古塔之上寂寥而神秘的世界——黑夜来临时，他的目光久久地落在一盏“长明灯”上，木塔“如黑色巨人般笼罩全镇。但顶层南侧犹见一丝光亮，自一片漆黑中透出一个亮点。后来我发现，那是‘长明灯’，自九百年前日日夜夜地亮到如今”。
◆ 费正清夫妇要求睡在露天平台，以便抬头就能看见满天星斗。梁思成和林徽因却谢绝了他们的邀请，为了醒来就能望见纵横的斗拱，坚持睡在寺庙的大殿中。古人的智慧覆盖着他们的睡梦
◆ 他逐渐习惯于从三个方面，即柱、斗拱、梁枋来分析建筑结构，而斗拱作为柱与梁枋之间连接与过渡的部件，尤为重要。在他看来，斗拱之于中国古建筑，恰如柱式之于古希腊、古罗马建筑，他甚至提出，“斗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
◆ 显然，“简洁”与“沉静”，才是他们所追求的古建筑的“美德”。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对唐宋辽金木构如此心驰神往。
◆ 短短五年之间，梁思成、刘敦桢等人一直在各地奔波，考察了一百九十个县市，二千七百三十八处建筑，绘制了一千八百九十八张测绘图。
◆ 这一次，他们有了新的线索。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中，莫高窟61窟的佛龛背后，有一面巨幅壁画《五台山图》，长13.45米、高3.42米的空间里描绘了唐代五台山的寺庙群，从河北镇州到山西五台山，数百里山川、寺庙、风土、民情，历历在目，而其中有一座寺庙，名为“大佛光之寺”，根据壁画上呈现的方位来判断，它应该不在五台山的中心地带。
第二十八章 第四章 何处是归程
◆ 佛国之中，其实别有洞天。在这些佛龛中，他惊喜地发现了一些关于古建筑的线索。夹江千佛岩99窟、128窟、137窟的背景是三座楼阁，中间通过阁道连接，佛像两旁有佛塔和经幢，128窟呈现的更是典型的唐代密檐式塔造型……它们都为他研究《营造法式》提供了直观的证据。
◆ 这房子耗尽了他们的积蓄，他们“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根钉子而奋斗”。后来，林徽因用煤油箱做书架，拿废布做成窗帘，于是，这个临时的家又焕发出别样的生机。
第二十九章 第五章 李庄：沙漠中的金鱼
◆ “同济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电文起草者，是李庄的乡绅领袖罗南陔。他和张官周、张访琴、杨君惠、李清泉、江绪恢等乡绅、袍哥的抉择，让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李庄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也让饱经摧残的华夏文化，得以留存一线生机。
与同济大学一起来到李庄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以及中国营造学社。
◆ 院子里有棵大桂圆树。梁思成一住下来，就往桂圆树上拴一根竹竿，每天不辞辛苦地带着年轻人反复爬竹竿。到野外测绘古建筑时，攀爬是基本功，一天也不容荒废。
◆ 倘若生计还是难以维持，梁思成就得去宜宾，把衣服当掉，换些食物回来。被当掉的还有他钟爱的派克笔和手表，那时他就会开玩笑说，把这只表红烧了，把那件衣服清炖了吧。
住在李庄的孩子不少，父辈们偶尔会信手在小本子上画几笔，给孩子们玩。梁思成画过一幅小画，是一个精致的小碗，盛着番茄蛋汤。他在旁边写道：等到抗战胜利了，要喝上这么一碗。
◆ 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这是中国文化人的宿命，近代以来更被频仍的国难烘托得愈发悲怆。
◆ 童第周没有额外的实验设施，像农民一样靠天吃饭，天晴时到阳光下做实验，下雪时则借助雪地的反光。李约瑟不禁感叹，童第周解剖金鱼做研究，但童第周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条困在沙漠中的金鱼。
第三十章 第六章 寻求新“意义”
◆ 毛泽东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出去到处都是烟囱，梁思成却和年轻的建筑师陈占祥一起不合时宜地提出了“梁陈方案”，想让北京保持历史风貌，成为“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纯粹的行政中心”。于是，所有关于城市和建筑的专业探讨，最终都将被定性为政治问题。
第三十一章 结语 走出书斋以后
◆ 他们并非圣人，不可能全知全能，有时也失之草率。傅斯年在《东北史纲》中的一些论断被证明存在错误，而李济的得意弟子、后来的国际考古学界领袖张光直也对1950年代以前的中国考古学有所反思，认为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民族主义。... 如果回到1930年代中国的语境下，这一切似乎情有可原，但它们无疑又是危险的。当这些复杂的情绪经年累月不断淤积，形成思维惯性，终至变调乃至失控。
◆ 他们运用的仍是现代建筑学的方法，并遵循其学术规范。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中国学人不可能不学习这些知识，不依赖这些工具，不借鉴海外学人的思维方式与方法。故步自封注定无路可走。他们固然希望复兴中国学术乃至民族精神，但他们的目标是要融入世界，而不是自绝于世界。
◆ 正如李济评价的那样：“近代的学术工作大半都是集体的。每一件有益思想的发展，固然靠天才的领悟和推动，更要紧的是集体合作的实验、找证据以及复勘。只有在这类气氛中，现代学术才有扎根生苗的希望。”
第三章 推荐序 不可磨灭的足迹
◆ 史语所从创建到迁台以来的变迁。他的视角独特，从那一代人构筑民族想象与重建公共信仰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史语所的使命、探索与贡献。
第五章 前言 大发现的时代
◆ 鲁迅十八岁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到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后，依然对矿物情有独钟，
◆ 鲁迅读书的时代，地质学仍被称为“地学”，矿物学则被称为“金石学”，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以为，这两门功课探讨的仍是舆地和钟鼎碑版这些古老的学问。
◆ 《中国矿产志》是鲁迅和他的同学顾琅合著的，曾被清政府学部定为国民必读书。他们期望国人重视并了解自己国家丰富的矿藏，
◆ 自19世纪后半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以其七次远征为海外汉学家、探险家踏勘中国揭开序幕，
◆ 在这波浪潮中，地质学家先行一步，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建筑学家前赴后继，终于在二三十年间造就风气，蔚为大观。
他们是各自领域的拓荒者，也是走出书斋、走向旷野的第一代中国人。这本书希望重述的，正是他们的探索以及他们开创的新纪元。
◆ 赵元任等人历时十年，走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皖南、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系统地进行方言实地调查，初步勾勒了中国语言变迁的轨迹，而这些寻访与研究的意义，正如傅斯年所总结的那样：“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
◆ 地质调查所和史语所考古组探查的主要是地下的文物，中国营造学社追索的则是地上的古迹。鲁迅生前，北京的家中常年摆着一幅从山本照相馆购买的佛像照片，据说，他把这尊河北正定隆兴寺的佛像誉为“东方美神”，尽管他毕生都没见过它的真身。
◆ 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也是学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
◆ 他们大多诵读“四书五经”长大，随后到海外接受现代学术训练，崇尚科学精神。他们中有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人类学博士（李济）、第一位考古学硕士（梁思永）、最早的商业管理硕士（曹云祥），还有“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中国科学考古第一人”（梁思永）、“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中国恐龙之父”（杨钟健）……
他们是荒野上的大师，新学术的奠基者，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当然，他们也是第一代世界主义者，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 它们的发展历程也足以折射出从1910年代到1940年代的不同阶段，中国学界走向田野的渴望与困惑、构想与曲折、困境与探求。正因他们的努力，一个大发现的时代终于在近代中国的土地上显露峥嵘。
◆ 他才真正对徐霞客心生敬意，更满怀好奇。然而，这样一个传奇人物的人生历程居然模糊不清，著作也早已支离破碎，大量散佚。于是，丁文江决定为徐霞客正名，整理徐霞客的游记和年谱，绘制其周游天下的路线图。
◆ 抗战期间，史语所迁到李庄，当地的乡绅与百姓一度以为，这些学者是以吃人为生的——抗战千里流亡，随身携带的一定是最贵重的东西，可他们的行李中却塞满了人类的遗骸。石璋如到豳县（今陕西彬县）考察，一边使用指南针，一边绘图，以致当地陪同的人坚信他是风水先生，再三央求他到家中帮忙看看风水，无论石璋如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
◆ 他们发现，在中国进行田野考察，最大的对手，其实是金石学传统，它是如此根深蒂固。中国营造学社外出考察古建筑，当地向导听说梁思成等人对古物感兴趣，常常会自作主张带他们去看碑刻，他们觉得，碑刻才是艺术，而建筑不过是工匠的手艺，难登大雅之堂。
◆ 战争是更大的威胁。1927年，李济前往陕西考察，由于北伐战争，他不得不绕道半个中国，先北上大连，再坐船南下上海，然后转汉口，再从汉口取道北上。
◆ 他们在荒野之中，于书斋内外，上下求索，努力恪守精神的尊严。其实，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以自己的名字开创新的纪元。
第七章 第一章 李希霍芬的“偏见”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陷入战火，云南的锡矿顿时没了销路，许多矿场随之倒闭。20世纪初的世界，诸多隐秘的角落，就这样相隔万里却彼此关联。
◆ 后人遂感慨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称赞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但事实上，获益的当然不只是人文学科，不只是环绕着《新青年》与《新潮》杂志的那一批文学闯将。
第八章 第二章 先行者
◆ 多年后他依然坚持这一判断，始终认为梁启超“是优秀的作家，但不是政治家”。然而，和民国的许多书生一样，当丁文江用复杂的口吻臧否前辈梁启超的一生时，他和他的朋友们却也在踏入同一条命运之河，一次次重蹈覆辙。
◆ 甘肃发生了一场里氏八点五级的地震，震中在海原，距离固原八十多公里。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唯一的一次震中烈度高达XII度的大地震，二十三万人在这场劫难中丧生。
◆ 他们相信，玉门老君庙附近有希望找到油田。翁文灏极为兴奋，派孙健初再度勘探，制订出开采计划。1939年3月，玉门油田正式出油。
至此，翁文灏十八年前的期望才终于得以实现。
◆ 作为地质调查所新的掌门人，他同样展现了杰出的管理才能。调查所规模日渐壮大，古生物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矿物岩石研究室、沁园燃料研究室、土壤研究室、地震研究室陆续创立，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地震学、土壤学……在这里开枝散叶。
◆ 多年后，当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书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矿物学”这一章，他无比庆幸地发现，自己不必为了考证一些模糊的概念而消耗精力，章鸿钊的著述已经为他提供了明确的答案。
第九章 第三章 “难稽”的洪荒
◆ 1921年，安特生获准前往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一位年轻的中国地质学家加入了发掘队。二十八岁的袁复礼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他在布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生物学、植物学、考古学和地质学，获得硕士学位，
◆ 穿越一层又一层色彩、质地都不尽相同的土块和砂石，地下的遗存逐渐显露端倪。首先要穿过1.2米厚的鲜黄色硬土层，进入1.75米厚的浅灰色沙土层，进而是7.25米厚、由大块灰岩组成的不规则层，继续深挖则进入厚达6.7米、由颗粒极细的各色土组成的对基层，随即就会发现由角砾岩和黑土组成的化石层。在0.4米的化石层之下，还有6米厚的坚硬灰岩角砾层、1.5米厚的砂层、5米厚含砂量略少和2米厚含砂量更大的坚硬角砾岩和红色砂质土，最后便是2米厚、含有大量结核的砂质红土层。
◆ 不过，决定性时刻是由袁复礼缔造的。1928年秋，袁复礼在新疆吉木萨尔县三台大龙口发掘出四十二个爬行动物化石，其中有七个完整的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包括水龙兽、二齿兽，以及以他的姓氏命名的袁氏阔口龙和袁氏三台龙。
◆ 不料，几个月后，当结束了在新疆的考察，再次路过，他却发现这里已然湖水盈盈。一年前的秋雨让干枯了两个多世纪的湖重生了，而岸边的羊群也从十余头暴增到两千多头。
◆ 沿路积雪皑皑，没过脚踝，他只能用推轮计算距离，每次转弯都要用罗盘确定方向，这样一直走了五个月，途经四千多公里，才抵达呼和浩特。不过，这一路跋涉是值得的，他又发掘出一批大型爬行动物化石，包括宁夏结节绘龙，为五年的考察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他曾在科学考察笔记本上这样写道：“既不献给地球上的人类，也不献给天堂中的诸神，仅献给那些在西蒙古及神奇的中亚徒步旅行的迷途者。”
◆ 决定性的瞬间发生在1929年12月2日下午4点，在松砂和坚硬的填质中，裴文中看到一个圆形的东西，他相信，那是人的头骨。
这里就是安特生几年前发掘出大批古生物化石的地方，被称为“第一地点”。红色砂质黏土(red sandy clay)中，“北京人”头骨出现了。在发回北京的电报中，裴文中强压着内心的狂喜，写道：“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同事王存义显然更加兴奋，他给抱着头骨的裴文中拍了张全身照，视线都聚焦在“北京人”的头骨上，却没注意，只拍了裴文中的半个脑袋。
◆ 1927年以前，龙骨山的挖掘工作，是古生物学的，即目的在于挖掘动物骨骼的化石。1927至1930年的工作是人类学的，即目的在于挖掘人类的化石。1930年的工作，除了发现了人类的化石外，最重要的是发现了石器，发现了“北京人”用火的痕迹。从此而后，龙骨山上的工作，就成了考古学的范畴，即是要注意化石的位置和彼此的关系，土石中发现的石块以及土石等的性质和位置等。
◆ 日益严峻的政局，把考古发掘搅动得五味杂陈。日军蚕食着东北三省，华北危急，周口店距离战火越来越近，考古发掘由此变成了对文化遗存的抢救——中国的学人们急于赶在国难临头之前，发现更多的珍宝，解开无尽的谜团。
◆ 贾兰坡只有高中学历，三年前考入新生代实验室，同样从练习生做起，此时已经升任技佐。他也是个勤奋的年轻人。一本1885年在伦敦出版的《哺乳动物骨骼入门》，他半页半页地苦读，生吞硬记那些冗长复杂的英文术语。他和工人们打过一条野狗，旁人争着吃肉，他却惦记着骨头。他把狗的骨架重新拼起来，对照《哺乳动物骨骼入门》分辨每块骨头的名称和特点。
第一十章 第四章 生死之际
◆ 丁文江在世时，曾经这样评价翁文灏：“若不是大部分的光阴消磨在为他人做嫁衣上面，他的科学的成就一定要十倍于此的。”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干家”
◆ 作为清华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四十四岁的袁复礼与闻一多等十一名教授一起，带领二百六十七名学生，徒步三千多里，从长沙一路走到昆明。
◆ 贾兰坡到协和医学院进修解剖学，衣兜里总是揣着两根人类的腕骨，不时摸一下，马上判断自己触碰的是哪块骨头。这几乎成为一种条件反射。渐渐地，他信手就能分辨出人骨的部位，甚至连左右手都能轻松识别出来。
◆ 中国的年轻人“精神更加丰富，因为他们生活在风暴和寻找家园的时代，当秕糠为风吹散，根浅的树木为风吹倒，只有坚强的鸟儿才敢于磨炼自己的翅膀”。然而，身处乱世，许多“坚强的鸟儿”最终还是被时代的风暴摧折了翅膀。
◆ 进白色木箱之前，头骨化石都被包得严严实实，从内到外，分别用擦镜头的细棉纸、白棉纸、医用吸水棉花、医用纱布、粉莲纸、厚的白纸与医用布，细致而周密地层层包裹好。木箱里还特地垫了几层黄色瓦楞纸，又用吸水棉花和木丝填满。
◆ 时隔几十万年，祖先的头骨从地层深处现身，短短几年又悄然消失，只剩下一批当年按照等比例仿制的石膏模型，留存下它们的轮廓。它们带给后人无尽的狂喜，又留下无穷的怅惘。但无论如何，它们曾激励着学人走出书斋，寻找大地的隐秘，
第一十一章 第五章 最后的眷顾
◆ 1966年5月4日和5月5日，一块枕骨和一块额骨相继出土。裴文中惊讶地发现，这两块人骨碎片，与1930年代出土的两块颞骨的模型，居然能拼合在一起。显然，它们曾属于同一个主人。或许冥冥之中，远去的祖先于心不忍，又给了裴文中最后的眷顾。
第一十三章 第一章 际会
◆ 刨坟掘墓”这样惊世骇俗的字眼，“寻绎中国人的始源”这样野心勃勃的志向，勾勒出中国学术界的一头“黑羊”形象，而这也未尝不是这一代新人的精神写照。军阀混战，列强环伺，他们更加执着于自己的民族身份，因此要“寻绎始源”，为祖国正名；不过，在老一辈学者看来，从海外归来的这一代人更像一群破坏者，他们总是毫不掩饰种种离经叛道的念头，执迷于一些听来匪夷所思的研究方法。
◆ 茶话会上那个留着辫子的老人并不是李济，而是王国维。
虽然他面色苍黄，乍看之下就像是六七十岁的老者，但他不算老，这一年只有四十八岁。他也实在不能算是老派学者，不仅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翻译过康德、拜伦和叔本华的作品，而且早年还曾用叔本华的学说研究《红楼梦》，
◆ 王国维迅速刷新了胡适的认知——王国维刚刚探讨完清朝思想家戴震的哲学后继无人，突然又提到《薛家将》里薛丁山和樊梨花的弑父行为，说在古希腊悲剧中也有类似的故事。身为新派学者，胡适自叹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王国维并非只关注故纸堆里的学问，他侃侃而谈美国电影公司的制作成本，又担心西方人太强调欲望，“必至破坏毁灭”
◆ 当他得知，王国维已经打算加入清华，只是担心从此以后不能自由地觐见溥仪，胡适立刻又写信苦口婆心地规劝：“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
◆ 吴宓的三次鞠躬，让王国维大为感动，但他还必须请示溥仪。虽然溥仪远在天津，其“实”已亡，“名”亦不存，但王国维也不肯荒废这套礼数，他谨守着本分，需要“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面奉谕旨命”，竟有些九百年前“白衣卿相”柳永“奉旨填词”的意味，而这道谕旨，却是王国维这一代遗民的精神枷锁，庄严、沉重、凄凉。
◆ 父亲陈三立则与谭嗣同等人并称“维新四公子”。陈寅恪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留学十余年，却无意浮名，只是一味读书，没有攻读学位，也没有著述。因此，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坚持认为，陈寅恪没有资格做教授，研究院不能为了他而降低标准。吴宓却极力申辩，
◆ “饮冰室”里的麻将声依然如故。过去的十余年里，梁启超习惯了在周而复始、堆牌砌墙的声浪中构思文稿，规划讲演。
他的文字排山倒海，似乎在温热的纸上偾张疾走，稍不留神便会从手中挣脱。登门取文稿的人每每不得不紧紧攥住它们，像攥着刚淬过火的上古神剑。
◆ 听了他讲的《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实秋第一次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兴趣，并引之为一生的志业。听到梁启超率真的演讲方式，人们大约就能理解他何以在政坛上难以自处——他每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欢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
◆ 赵元任是国学研究院四位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个多才多艺的妙人。吴宓对陈寅恪青睐有加，胡适则对赵元任无比敬佩，两人都用“最”或“第一”称赞过各自的老友。
◆ 与未来的太太杨步伟第一次见面时，赵元任就遭到无情的嘲笑：“一个人好好的为什么学哲学？”杨步伟是中国最早的妇产科医生之一，
第一十四章 第二章 新思潮
◆ 与此同时，以胡适的弟子顾颉刚为代表的年轻学者，怀疑传世的古籍版本和人们因袭的陈说，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这迅猛地颠覆着人们的认知，影响越来越大，“古史辨派”异军突起，也为“整理国故”提供了空间与合理性。
◆ 曹云祥对国学研究院提出了期望，却也似乎预言了它充满悲剧意味的未来。自此以往，研究院的师生不仅要寻找“中国之魂”，更要守护它、捍卫它，可以为它而死，又要甘愿为它苟活。
国学研究院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清华学校从创建伊始就秉承的美式教育，也没有模仿北大的德国模式，而是决定融会英国大学的组织结构和中国传统书院的气韵，构成新的骨骼与肌理。
◆ 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所谓的“四大导师”——以及李济，结成一个松散的学术共同体。他们中有晚清遗民，有共和斗士，有新派学者，也有传统士人，政治立场和学术兴趣不尽相同，甚至不时相互抵牾，是国学研究院提供了一片相对自由宽容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心无旁骛，专注学术。
◆ 吴宓忍不住在日记中愤愤地感叹：“介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
◆ 陈寅恪：听他讲课，充满挑战，他所用的文字，除了英、法、德、俄、日、希腊、拉丁文之外，还有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马札儿文等等，他的记忆力和功底似乎都深不可测。坐在讲台下的不只是学生，许多业已成名的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等人，也一直旁听他的课。
◆ 王国维讲《说文》，会用甲骨文和金文、三体石经和隶书进行比较解读；梁启超则从校勘、考证、训诂和学术系统等多方面教学生分辨古书真伪，对于欧美和日本的学术观点也常常信手拈来；赵元任是用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发音来分析汉语的声韵学；陈寅恪更是此中高手，他会用十几种语言比较分析《金刚经》，
第一十五章 第三章 纸上与地下
◆ 1926年2月5日，距离除夕还有一个星期，李济却离开了北京，启程前往山西。据《史记》记载，尧、舜、禹的都城——平阳、蒲坡、安邑——都在晋南。他觉得，或许能在神话与史实之间，敲下锄头。
◆ 月10日那天晚上，最让国学研究院师生兴奋的，不是成箱的陶片，而是半个蚕茧。
◆ 他们发现，王国维其实已经提前帮他们扫除了一些障碍，甚至画下了路标。1934年，陈寅恪对“二重证据法”做了新的阐释与总结，“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正是从三个维度重新界定研究的参照系——出土文物、海外典籍、外来观念。
第一十六章 第四章 云散
◆ 蝉噪渐起，愈发令人不安。那些隐匿在树丛中频繁鼓动身体的生灵，从高处冷眼窥视着人间。
◆ 把学生们的课卷也都评阅妥当，随后才放心地在遗嘱中写下这样的话：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一位史学大家从甲骨、竹简与诗词戏曲中洞悉了无数远古的隐秘、人世的离合，然而，轮到自己时，却终究难以参透。
◆ 来时满怀踌躇，去路凄风冷雨。千百年来，书生的意气与天真，世事的诡谲与残酷，都消融在王国维的一来一去之间和吴宓的一迎一送之际。
◆ 王国维被退位的溥仪赐了谥号“忠悫”，这个落第秀才的名字也终于被收入《清史稿》，位于列传第二百八十三。寥寥三百余字，一半记录他的才学，另一半则颂扬他的愚忠。晚清最后的国学大师，正史只吝啬地留下数笔，如同用几束秃残的狼毫在绝壁上书写摩崖巨字——尽管明眼人都知道，以王侯将相为序的历史叙事背后，谁会比谁更加不朽。
◆ 辛弃疾的年谱，写到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辛弃疾的好友、理学大家朱熹去世。由于朱熹晚年被视为“伪学逆党”，朝廷下令禁止会葬，六十一岁的辛弃疾却毫不顾忌，写下祭文，哭悼故友：“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如生。”
◆ 梁启超的一生，写作，办报，从政，投身教育。在西方学者眼中，他之于20世纪初中国的意义，相当于政治家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文豪海明威、教育家约翰·杜威和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四个人加在一起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 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时，都是读书种子，不愿卷入留学生们混乱的生活，被视为“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 傅斯年：但他终究没有到清华，而是南下广州，投奔中山大学，后来又自立门户，反倒把陈寅恪、赵元任一并招募到史语所。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精神衣钵及其未竟的使命，也都将由史语所传承下去。
◆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些菲薄而沉重的理想，留给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以及下一代的年轻人。这些理想势必要面对暴风、雷电，势必会经历冰封、阴霾。之后的人势必要面对更残酷、更绝望的时代，但他们还是得走下去。
第一十九章 第一章 麦田里的故都
◆ 这些“龙骨”上的符号，其实在多年前就已经被一位名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破解。它们是一种远古的文字，他将它们称为“甲骨文”。此后，经过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学人整理、研究，甲骨文逐渐为学界所知，乃至成为一时的显学。
◆ 傅斯年却慷慨陈词：近代欧洲，历史学(history)和语言学(philology)都是新兴科学。从前中国也有历史学和语言学，而且在传统学问中成就斐然；但是，它们都不具备科学的基础，而当下的中国，无疑正需要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一番陈述说服了蔡元培，史语所最终出现在中央研究院的名录上。
◆ 傅斯年之所以如此钟情于殷墟，其实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有关联。1927年，他读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时，《殷商制度论》中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自从梁启超在20世纪初首创之后，它就开始被学者和政客不断借用、演绎。然而，“中华民族”究竟是什么，却愈发模糊不清。
短短百年之间，孔子的后裔们先是被鸦片迷幻了双眼，后又被枪炮震聋了耳膜。偌大的帝国，过去闲庭信步，却一夕之间慌不择路，
◆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他们从传统中国的母体中分娩出来，却逢上一个思想开放的时代；他们既有国学的根基，又获得了现代视野和专业的学术训练，信赖科学，崇尚行动。王国维在世时，曾满怀欣喜地描述这个大发现的时代之于学术研究的价值：“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纸上”的世界与“地下”的世界交相辉映，丰富了他们的认知，也激发着他们的好奇心。
◆ 对李济、董作宾们而言，中华民族就在甲骨、陶器和青铜器的纹理间昼夜不息地穿行疾走，而探索殷墟正是要寻找文明的渊源，唤醒民族的记忆；对陈寅恪们而言，中华民族则在内阁大库那些用满、蒙、藏、汉文字书写的档案里，在佛经密密麻麻的符号间，在“吾国学术之伤心史”敦煌的卷宗中忽隐忽现；对赵元任们而言，中华民族是各省的人用迥异的方言讲述的同一个故事— ... 他们从各自的专业出发，尝试着触及中华文化的内核，就像从不同的起点登山，历经蜿蜒曲折，踏出无数新路，最终在巅峰相遇。
◆ 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学术研究也不得不与汹涌的国家理想、激昂的民族主义激情勾兑在一起，酿成一杯甘苦难辨的酒。
◆ 谋求学术独立的前提，是国家的富强，甚至后者更迫切、更崇高。于是，学术越要寻求独立，就越是需要暂时沦为民族主义的俘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乱世的中国变成一个悖论，也成为这一代学人精神痛苦的根源。
实际上，这也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困境，更是全民共同面对的问题。在一个救亡需求压倒启蒙理想的时代，所有个人的价值、合理的诉求——书中的黄金屋、书中的颜如玉——都要被迫让位于国家的召唤，演化为亢奋的政治热情，倘若再缺乏现代法制的约束，那么，毫无节制的爱国热情很可能最终沦为专制的借口。令人遗憾的是，身处历史拐点的中国，确实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 中央研究院的建立，本身也未尝不是一笔交易。身为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决定支持蒋介石后，才终于为中央研究院争取到了财政拨款。
第二十章 第二章 殊途同归
◆ 最令人惊讶的是，殷墟甚至有鲸、象、貘的遗骨，由此可见，虽然末代都城地处内陆，殷商王朝其实与南方沿海地区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往来。
◆ 研究之初他就不得不面对这种困境——先要设法给不同的陶器命名。经过系统的整理，他逐渐发现了藏匿其间的潜在线索——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继承了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器型，而殷墟的青铜器又转而成为人们熟悉的周朝器皿的“祖型”。文明正是这样代际传递，却又悄然更迭。尽管他主张科学的考古，却也不得不依赖传统金石学的方法，或借用象形文字的字形，或与铜器的名称做比较，来给陶器命名。
李济的纠结正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困境。他们越是急于从传统的母体中挣脱，就越发现自己与传统关联之深之切；现代科学的方法，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有时他们必须一次次向着自身古老的传统反溯，才能够踏出通途。
◆ 人们后来把赵元任和李方桂分别誉为“汉语语言学之父”和“非汉语语言学之父”，而他们的学术成就都与田野考察息息相关。
他们外出考察时携带的设备其实颇为简陋。蜡筒留声机放了几百次后，蜡盘就磨损得无法继续使用了；手摇充电器更是消耗体力，需要在一小时里不停地摇。然而，能带着这些仪器做田野调查，更精准地记录声音，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
第二十一章 第三章 凿破鸿蒙
◆ 李济把《东北史纲》节选后翻译成英文，交给了国际联盟派出的李顿调查团。最终，“李顿报告”(Lytton Report)确认：“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
其实，二十多年前，宋教仁也曾做过类似的事情。1907年，宋教仁竭尽所能引注了近百种中、日、韩资料，写出《间岛问题》，后来成为清廷与日本交涉的重要筹码。不过，在宋教仁生活的时代，所能依据的只有历史文献，而傅斯年则希望引入考古发掘的成果，作为更直接的证据。
◆ 安特生当年在仰韶村发现的彩陶文化不同，城子崖遗址出土了大量黑陶，漆黑光亮，薄如蛋壳。这些黑陶证明，在中国东部曾经存在着一种土生土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 龟甲仍然无穷无尽，仿佛从泥土中不断地生长出来。石璋如和同事们意识到，这个洞穴非比寻常，他们不能机械地沿用从前的经验和方法来处理这片前所未见的遗存。
当天晚上，石璋如、高去寻、王湘都留在工地，和工人们一起看守着这个奇特的坑。他们连夜商讨出新的对策，决定把包裹着层层甲骨的土块整个切割下来，装箱运回南京。 ... 搬运的难度更加超乎想象。起初请的是当地颇有名气的职业抬棺人，据说安葬袁世凯时做过杠房灵车总指挥；
◆ 经过整理，从这个甲骨灰土柱中出土了一万七千零九十六片有字甲骨，占殷墟十五次发掘的半数以上。考古组还复原出三百多版完整的龟甲。在此前的发掘中，他们曾幸运地发现过“大龟四版”和“大龟七版”，而这次发掘复原出的完整甲骨数量之惊人，堪称奇迹。或许，他们的铲子幸运地掘出了保存殷商王朝档案的地方
◆ 他们把考古发掘的情况与古籍中的记载相互印证，证实了春秋战国时期《竹书纪年》对商朝晚期都城的记载是准确的：殷墟确实是从盘庚迁都直到商纣灭亡之间，商朝的最后一座都城。“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由此汇流。
◆ 不过，李济并没有居功自傲，而是立刻反问：“什么叫作重大发现？难道你希望在这批档案里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
听了李济幽默而理智的反问，傅斯年恍然大悟，大笑起来。从此，他再也不提这个话题。
◆ 所幸，在安阳殷墟，重见天日的古都用它的余温慰藉着后世的人们。人们在这里寻找文明的起源，重塑失落的记忆。尘封的光华跨越三千年，传递到1930年代，就像浩渺星辰的微芒经历无数光年，投射进人们的瞳孔，那时，作为光源的那颗星或许早已死去几万年，但在人们眼中，它依旧顾盼含睇，宛然如生。
第二十二章 第四章 关山歧路
◆ 1945年，他当选美国语言学学会(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会长。英语不是他的母语，但他却作为一名异乡客领袖群伦，堪称传奇。当然，一些美国学者认为这没什么不妥，他们会半开玩笑地这样评价：“赵先生永远不会错。”
◆ 唯一吸引他的，却是卖书人早年在钱谦益旧园的红豆树下捡到的一颗红豆。他出重金把它买下，回去便开始重读钱谦益的文章。颠沛流离的岁月里，这一颗红豆，冥冥之中为他多年后写《柳如是别传》埋下了伏笔。
◆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寅恪滞留香港。傅斯年试图设法帮助他离开，然而，《大公报》记者发现，重庆政府派去的专机根本没有接回政界、商界和学界人物，只运走了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家的佣人、无数的箱笼，以及好几条狗。
◆ 几年后，史语所的朋友们将他的旧稿拼凑起来，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但那早已不是他当年的定稿。
凄风苦雨之中，依靠在昆明买到的一部《新唐书》，他又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他比从前更加勤奋地研究、写作，似乎唯其如此才能暂时忘却现实中的苦厄。他又写出《元白诗笺证稿》，却连适合誊抄、修订的稿纸都找不到，只好给史语所的同事陈槃写信求助，请他设法寄一些旧式的稿纸来救急。这个“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为了几叠稿纸，无比卑微地哀求：“拙稿不过七万言上下，当费纸不多也，如何之处，乞作覆。近日纸贵。如太费钱，可作罢论，不该多费公帑，于心不安也。”
◆ 除夕来临之前，五十六岁的陈寅恪绝望地出院回家。他已经双目失明。
◆ 他还不能绝望。早在1925年他就提出：“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他需兑现自己的承诺。他仍要在自己幽暗的世界里，寻找历史深处的熹微光芒，尽管他自己眸子里的星火，已经黯然熄灭。
◆ 用近乎离经叛道的方式讲中国哲学史，傅斯年听完却告诫蠢蠢欲动的同学：“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此后，他更毕生充当着胡适的“保驾人”。
◆ “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这个越洋电话，孔祥熙求之不得，他一直企图介入中美外交；这次任命却让傅斯年们哭笑不得，深悔自己意气用事，怕要坏了大局，又不得不四处斡旋，希望蒋介石收回成命。几个月后，蒋介石终于舍胡适而圈定朱家骅，
◆ 1939年，李方桂信守承诺，只在耶鲁大学待了两年，就冒着战火回到昆明。大后方生活艰苦，他在院子里种了菜，又养了鸡和鹅。鸡与鹅尚未长大，就被黄鼠狼吃得一干二净。他锲而不舍地养了第二批，时常半夜起床，拿竹竿轰黄鼠狼，终于有一只鹅率先长大，异常凶悍，可以帮他守卫其他家禽。
◆ 困居李庄，他们沉默着等待抗战胜利，却不知道，命运还有更加叵测的安排。
第二十三章 第五章 抉择
◆ 对傅斯年自己，这个承诺却重若千钧——他真的决定用残年去兑现它。
中国人向来安土重迁，这一代人偏生不同。他们先撞上一个国门洞开的时代，又逢上接踵而至的战乱与离合，从乡村到县城，从北京到欧美，从北方到南方，再从大陆到台湾，一步一步，不能回头。
◆ 他再也无法回到安阳，回到殷墟，但他其实每时每刻都穿行在殷墟的每一个探方，打量着四面八方扑面而来的文物和不断被唤醒的回忆。三千年以降的光阴，数十年以来的梦寐，就这样侵蚀着他的健康，蚕食着他的生命。
曾与他并肩进行田野考察的刘燿、夏鼐等人，成为大陆考古学界的扛鼎之人，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张光直、许倬云、李亦园等人亦陆续前往美国，成为享誉国际学术界的大家，高去寻却被孤独地搁浅在时代的夹缝中。
◆ 在每一本发掘报告的扉页上，他都写上“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辑补”。
没有一个智者愿意重复别人走过的路，没有一个学者不在内心深处希望开创自己的时代，没有一个人甘愿放弃自己的年华去填补别人的遗憾。人生如寄，倏忽即逝，何况漫长的三十二年。
◆ 蒋介石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对文化人的尊重，他捐出的是自己的稿费，而不是政府拨款——他是站在一个书写者的角度而不是政治领袖的立场来向胡适致意，无论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都算不易了。
◆ 许倬云在大一时选修了李济的“考古人类学导论”。... 在许倬云的记忆中，李济的考古课上布满了无数把青铜小刀，它们排列着像一条河那样蜿蜒席卷。文明就在这些符号中无声地涌动，沉默地传承，“看上去琐碎，然而它却真正教导了我们怎样从零碎的现象中归纳出文化演变的趋向”。
◆ 李济最器重的弟子夏鼐，也成为批判他的急先锋。1959年，李济和他的学术思想更是遭到《考古》杂志疯狂的批判。
◆ 但是，在大陆所有的历史、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教科书中，“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名字彻底消失了。一张1930年代的著名合影，更是清晰地反映出这种让人凭空消失的魔力——在这张鲁迅、李济和杨铨的合影中，李济被剪掉了，
◆ 无论留在大陆还是去往台湾，无论握手言和还是反目成仇，无论隔着沧海回眸眺望还是任由泪水洒落信纸，人世代异，生死离合，那座城将他们召唤到一起，却又残酷地掳去了他们全部的年华，仿佛他们生来就该是孤独的守城人，注定要找到那座城，进入那座城，在三千年前混沌的光阴里，消磨掉自己寂寥的一生。
第二十五章 第一章 破译“天书”
◆ 父亲梁启超寄来的影印本《营造法式》，却让梁思成不知所措。透过微微颤动的纸张，纵横捭阖的斗拱与飞檐似乎都峙立起来，栩栩如在眼前；他认识纸上的每一个汉字，但他读不懂那些神秘的文字，它们以匪夷所思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像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
◆ 遥隔千年，相距万里，李诫的书写、朱启钤的搜寻、陶湘的考证、梁启超的期望……建筑之光曲折蜿蜒，最终汇聚在梁思成身上。纸面上的线条与图案，蜿蜒成他一生无法走出的佛殿与宫墙。
◆ 后来，她一直无私地为梁思成的考察报告做着各种润色工作，更以“建筑意”构建出中国式的建筑艺术美学，“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人们很少能在建筑师笔下，见到这样隽永的文字。
◆ 早在1894年就提议把英语中的architecture一词翻译为“建筑”。1902年，梁思成一岁时，伊东忠太已经开始了为期三年，横跨中国、印度、土耳其和欧洲的考察之旅，并在四十六摄氏度的高温中重新发现了被遗忘多年的云冈石窟；
◆ 他们突然童心大发，决定先心照不宣，各自在纸上写下答案。两相对照，答案竟惊人的一致，都只有两个字——“材”与“栔”。这个传说真伪难辨，很容易让人想起“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和周瑜对“火攻”的构想，而《三国演义》里虚构的瑜亮情结，似乎在梁思成和刘敦桢身上重演了。在外人看来，未来十几年间，他们的合作关系，既密切，又微妙。
第二十六章 第二章 河北：万里之行的序章
◆ 后来写《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时，他依然难以掩饰狂喜的心情，“抬头一看，殿上部并没有天花板，《营造法式》里所称‘彻上露明造’的。梁枋结构的精巧，在后世建筑物里还没有看见过，当初的失望，到此立刻消失。这先抑后扬的高兴，趣味尤富。
◆ 只要年代久远的建筑，人们就相信是尉迟敬德在唐朝贞观年间兴建的；又或者，尽管大量典籍和碑刻都证明赵州桥是隋代工匠李春修建的，当地人却宁愿相信，修建赵州桥的是鲁班。对此，梁思成从不惮于澄清事实。
第二十七章 第三章 山西：木构的温床
◆ 《营造法式》里各种繁杂的细节以及令人困惑的解释，在他面前逐渐清晰起来。华严寺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尘封千年的《营造法式》。华严寺作为一个“活体”标本，更让他们发现，1920年代刊行的《营造法式》的彩画图样着色，其实存在很多谬误，需要修订再版。
◆ 梁思成“瞠目咋舌”，“愉快得不愿忘记那一刹那人生稀有的，由审美本能所触发的锐感”，
◆ 吴道子和杨惠之都师从张僧繇，所谓“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吴道子被尊为“画圣”，杨惠之被誉为“塑圣”，然而，在中国历史上，雕塑终究被视作雕虫小技，匠人也因此默默无闻，于是，吴道子名扬天下，杨惠之却鲜为人知。
◆ 他竟想出一个听起来有些迂腐的办法，寄了一封信到应县，信封上写着“探投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希望收信人能帮他拍一张木塔的照片。他不知道谁会收到这封信，收信人又会如何作答，他甚至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如期抵达应县。他能做的，只有等待。没过多久，这个天真的愿望居然实现了，应县宝华斋照相馆的店主拍了佛宫寺释迦塔的照片给他寄来，店主并不想要金钱酬劳，只希望得到一点北平的信纸和信笺，因为应县没有南纸店。
◆ 与应县木塔朝夕相处的这段日子，后来成为他一生的梦寐。多年后，在抗战流亡的路上，他用英文撰写《华北古建筑调查报告》(In Search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in North China)，又想起古塔之上寂寥而神秘的世界——黑夜来临时，他的目光久久地落在一盏“长明灯”上，木塔“如黑色巨人般笼罩全镇。但顶层南侧犹见一丝光亮，自一片漆黑中透出一个亮点。后来我发现，那是‘长明灯’，自九百年前日日夜夜地亮到如今”。
◆ 费正清夫妇要求睡在露天平台，以便抬头就能看见满天星斗。梁思成和林徽因却谢绝了他们的邀请，为了醒来就能望见纵横的斗拱，坚持睡在寺庙的大殿中。古人的智慧覆盖着他们的睡梦
◆ 他逐渐习惯于从三个方面，即柱、斗拱、梁枋来分析建筑结构，而斗拱作为柱与梁枋之间连接与过渡的部件，尤为重要。在他看来，斗拱之于中国古建筑，恰如柱式之于古希腊、古罗马建筑，他甚至提出，“斗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
◆ 显然，“简洁”与“沉静”，才是他们所追求的古建筑的“美德”。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对唐宋辽金木构如此心驰神往。
◆ 短短五年之间，梁思成、刘敦桢等人一直在各地奔波，考察了一百九十个县市，二千七百三十八处建筑，绘制了一千八百九十八张测绘图。
◆ 这一次，他们有了新的线索。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中，莫高窟61窟的佛龛背后，有一面巨幅壁画《五台山图》，长13.45米、高3.42米的空间里描绘了唐代五台山的寺庙群，从河北镇州到山西五台山，数百里山川、寺庙、风土、民情，历历在目，而其中有一座寺庙，名为“大佛光之寺”，根据壁画上呈现的方位来判断，它应该不在五台山的中心地带。
第二十八章 第四章 何处是归程
◆ 佛国之中，其实别有洞天。在这些佛龛中，他惊喜地发现了一些关于古建筑的线索。夹江千佛岩99窟、128窟、137窟的背景是三座楼阁，中间通过阁道连接，佛像两旁有佛塔和经幢，128窟呈现的更是典型的唐代密檐式塔造型……它们都为他研究《营造法式》提供了直观的证据。
◆ 这房子耗尽了他们的积蓄，他们“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根钉子而奋斗”。后来，林徽因用煤油箱做书架，拿废布做成窗帘，于是，这个临时的家又焕发出别样的生机。
第二十九章 第五章 李庄：沙漠中的金鱼
◆ “同济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电文起草者，是李庄的乡绅领袖罗南陔。他和张官周、张访琴、杨君惠、李清泉、江绪恢等乡绅、袍哥的抉择，让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李庄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也让饱经摧残的华夏文化，得以留存一线生机。
与同济大学一起来到李庄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以及中国营造学社。
◆ 院子里有棵大桂圆树。梁思成一住下来，就往桂圆树上拴一根竹竿，每天不辞辛苦地带着年轻人反复爬竹竿。到野外测绘古建筑时，攀爬是基本功，一天也不容荒废。
◆ 倘若生计还是难以维持，梁思成就得去宜宾，把衣服当掉，换些食物回来。被当掉的还有他钟爱的派克笔和手表，那时他就会开玩笑说，把这只表红烧了，把那件衣服清炖了吧。
住在李庄的孩子不少，父辈们偶尔会信手在小本子上画几笔，给孩子们玩。梁思成画过一幅小画，是一个精致的小碗，盛着番茄蛋汤。他在旁边写道：等到抗战胜利了，要喝上这么一碗。
◆ 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这是中国文化人的宿命，近代以来更被频仍的国难烘托得愈发悲怆。
◆ 童第周没有额外的实验设施，像农民一样靠天吃饭，天晴时到阳光下做实验，下雪时则借助雪地的反光。李约瑟不禁感叹，童第周解剖金鱼做研究，但童第周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条困在沙漠中的金鱼。
第三十章 第六章 寻求新“意义”
◆ 毛泽东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出去到处都是烟囱，梁思成却和年轻的建筑师陈占祥一起不合时宜地提出了“梁陈方案”，想让北京保持历史风貌，成为“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纯粹的行政中心”。于是，所有关于城市和建筑的专业探讨，最终都将被定性为政治问题。
第三十一章 结语 走出书斋以后
◆ 他们并非圣人，不可能全知全能，有时也失之草率。傅斯年在《东北史纲》中的一些论断被证明存在错误，而李济的得意弟子、后来的国际考古学界领袖张光直也对1950年代以前的中国考古学有所反思，认为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民族主义。... 如果回到1930年代中国的语境下，这一切似乎情有可原，但它们无疑又是危险的。当这些复杂的情绪经年累月不断淤积，形成思维惯性，终至变调乃至失控。
◆ 他们运用的仍是现代建筑学的方法，并遵循其学术规范。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中国学人不可能不学习这些知识，不依赖这些工具，不借鉴海外学人的思维方式与方法。故步自封注定无路可走。他们固然希望复兴中国学术乃至民族精神，但他们的目标是要融入世界，而不是自绝于世界。
◆ 正如李济评价的那样：“近代的学术工作大半都是集体的。每一件有益思想的发展，固然靠天才的领悟和推动，更要紧的是集体合作的实验、找证据以及复勘。只有在这类气氛中，现代学术才有扎根生苗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