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的名字隐约听到过,但开始看的时候没抱什么希望,哪知是撞到本领高强的作家的门口了。他翻译过昆德拉真是顺理成章。
- 入声的江不是平声的江。沿着入声走一阵,一下走进了水的喧哗,一下走进水的宁静,一下又重入喧哗,身体也有忽散忽聚的感觉,不断地失而复得。
- 再仔细看,她们的来处,男人无论老少,也不管刚才正在挑担还是在放牛,刹那间全光了裤子,一顺溜十几颗光屁股朝河里跳踉而去,大吼大叫。我这才想起,刚才闷闷地响了一声,是炮声。这就是说,河里放炮了,炸鱼了,他们闻声而脱是去捞鱼的。他们舍不得湿了自己的裤子,也不觉得这种不约而同的紧急行动会吓着什么人。
- 我们无路可走,只有乖乖地凑了钱,由黑相公送上前去以绝后患。我远远看见老人居然给黑相公还找了零钱,嘴里大张大合,大概是骂人,但逆着风一句也没有送过来。
- 我们谈得津津有味,不厌其烦,不厌其详也不厌其旧,常谈常新常谈常乐,一直谈得手舞足蹈,面生红光,振振有辞,一个个字都在充盈的口水里浸泡得温淡淡的,才被舌头恶狠狠弹出口外,在阳光下爆炸得余音袅袅。 这种谈话多是回忆,比方回忆某次刻骨铭心的寿宴或丧宴。
- 在这种时候,本地人也常常说起“办食堂”那一年,这是他们对“大跃进”的俗称和代指——他们总是用胃来回忆以往的,使往事变得有真切的口感和味觉。正像他们用“吃粮”代指当兵,用“吃国家粮”代指进城当干部或当工人,用“上回吃狗肉”代指村里的某次干部会议,用“吃新米”代指初秋时节,用“打粑粑”或“杀年猪”代指年关,用“来了三四桌人”代指某次集体活动时的人数统计。
- 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本世纪战前的资本主义,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以及本世纪九十年代的资本主义,还是没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在很多中国人那里,一个“资本主义”概念就足够用了,就足够支撑自己的爱意或者敌意了。 我在美国时读到过一本反共的政治刊物。我很奇怪,刊物编辑的政治味觉,同样停留在马桥人“甜”的水平。
- 有时候是求药者三番五次还是做不好,送来的三峰根本作不得用,他却不过人家的苦苦央求,才勉为其难,救苦救难,上门代劳,带着人家的女人关紧房门放下帐子,搞得床板吱吱嘎嘎的很不平静。他做这样的事很费精神,一般来说要收取更多的银钱。
- 语言看来并不是绝对客观的、中性的。语言空间在某种观念的引力之下,总是要发生扭曲。女人无名化的现象,让人不难了解到这里女人们的地位和处境,
- 我也小心避开固体的酸臭,找到一个鼻子较为轻松的地方,做了一块语录牌:即“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一句,希望对这里的主人有所教育。
- 他再次微笑,说这简笔字好没道理。汉字六书,形声法最为通适。繁体的时字,意符为“日”,音符为“寺”,意日而音寺,好端端的改什么?改成一个“寸”旁,读之无所依循,视之不堪入目,完全乱了汉字的肌理,实为逆乱之举。 时既已乱,乱时便不远了。
- 他不打算做人,就比任何权威更强大。他轻易挫败了社会对他的最后一次侵扰,从此更加成为了马桥的一个无,一块空白,一片飘飘忽忽的影子。以至后来的成分复查、口粮分配、生育计划乃至人口统计——我协助村里做过这样一些工作——谁也没有想起还有一个马鸣,不觉得应该考虑到他。
- 复查说过,他们根本不醒(参见词条“醒”),父母大多数也并不贫寒,而且聪明得不和气。他们小的时候不过是调皮一点,不好生读书,算是最初的迹象。比如马鸣,他从不做作业,做对联倒是出口成章,其中有一付是“看国旗五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反动虽反动,对仗倒是天衣无缝。
- 他放了我的担子,还是担着他刚砍下的湿柴往岭下走。我有些奇怪,追上去问他,为何不试试我们的办法? “柴都不想担了,这人横看直看都没有什么活头了。”
- “批判”、“立场”、“专案”等并不是什么坏词,但领教过“文革”红色恐怖的人,一听到这些词可能会不寒而栗深恶痛绝。对这些词实际理解的定型,可能长远影响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今后的心理状态和生存选择,却不是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所能负责的。
- 越来越隆重的追祭意味着:如果终究有一种永久的辉煌可以作为回报,作为许诺,那么文明的殉道者是否多一点安全和欣慰?<> 屈原没有看到辉煌,也不是任何一位屈原都能收入辉煌。相反,马桥人对“醒”字的理解和运用,隐藏着另一种视角,隐藏着先人们对强国政治和异质文化的冷眼,隐藏着不同历史定位之间的必然歧义。以“醒”字代用“愚”字和“蠢”字,是罗地人独特历史和思维的一脉化石。
- 哩咯啷是像声词,描述五音阶小调时常用,在马桥词汇里也代指情人以及谈情说爱的活动、更准确地说,它表示不那么正规、认真、专心的情爱,较多游戏色彩,一股胡琴小调的味,是介乎情爱和友善之间的一种状态,不大说得清楚。正因为如此,它也只能用哩咯啷这种含混不清若定若移的符号来给以敷衍,引导一种边界模糊的想象。
- 他说伢崽女崽发堂歌,对面坐着发,发出意思来了,发完一首就把凳子往前挪一寸,挪到最后、两张凳子合成排,两人相搂相偎,面颊厮摩,你在我耳边发,我在你耳边发,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只有对方一人听得清楚。这叫“耳边歌”。
- 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闲笔,也只不过是对主线的零星点缀,是专制下的一点点君恩。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 不能进入传统小说的东西,通常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在神权独大的时候,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独大的时候,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在政治独大的时候,爱情是没有意义的;在金钱独大的时候,唯美也是没有意义的。我怀疑世上的万物其实在意义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时候一部分事物显得“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弃,也被读者的意义观所抵制,
- 我想象这两棵树大的高过七八丈,小的也有五六丈,凡是到马桥来的人,都远远看见它们的树冠,被它们的树尖撑开了视野。... 但它们随时愿意接纳和陪伴孤独的人,用沙沙沙的树叶声轻洗孤独人的苦闷,用树叶筛下的一地碎银,圈圈点点,溶溶叠叠,时敛时泼,泻出空明的梦境。
- 问题在于,强者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思想么?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男人比女人强大,男人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列强帝国比殖民地强大,帝国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如果在外星空间存在着一个比人类高级得多也强大得多的生类,它们的思想是否就应该用来消灭和替代人类的思想?这是一个问题。一个我不能回答的问题,犹疑两难的问题。因为我既希望自己强大,也希望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弱小的童年,回到树根的梦和森林的阴谋。
- 你雄狮这一走,一点苦都没轮上,甘蔗咬了一头甜的,骨头啃了一头有肉的,一声喊去了,面前还有多疼,有娘疼,有这么多叔子伯子热热闹闹送,真真是值得——你要往宽处想呵。
- 大概是出于一些好心人的意愿,“贱”的这种用法很少见诸文字。记录方言的时候,“贱”多是转换成了谐音的“健”。健不健,倒也文通字顺,成了一句平常问语,淡去了人生的严厉色彩。
- 她们走过月口后就像变了个人。她们的容光在一整天的劳累中锈蚀了,只有在归家的途中,流水淙淙的月日才能把容光突然镀亮。
- 我们凝视万物纷坛生生不息的野地时,我们触摸到各种细微的声音和各种稀薄的气味,在黄昏时略略有些清凉和潮湿的金色气流里浮游,在某棵老枫树下徘徊。我们知道这里孕含着生命,无数前人的生命——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从他们停止脉跳的一刻起,他们的名字及其故事也顿时溃散为人们回忆和传说中的碎片,经历不算太久的若干年,就会最终完全湮灭于人海,再也不可能复原。
- 只是每次捉俘虏,捉回来的不是蒙古人就是朝鲜人,不是真正的日本货,虽然可以勉强交差,但没有赏金。这几个马桥人后来回到家里之后还经常为此愤愤不平。他们说。马疤子不讲道理,蒙古拨子的块头最大,塞在麻袋里三四个人使了吃奶的劲还抬不动。吃了这么大的亏,凭什么人家拿赏金我们就喝凉水?
- 时间只是感知力的猎物。 人的时间只存在于感知之中,感知力比较弱或者干脆完全丧失的人比如病床上的植物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时间。时间这种透明的液体从来就不是均量地和匀速地流淌着,它随着不同的感知力悄悄变形,发生着人们难以觉察的延长或缩短,浓聚或流散,隆凸或坍塌。 <> 这样说来被感知猎取的时间,反过来也会饰变我们的感知。
- 在这个时候,我再一次感到时间的歧义性。光复像很多人一样,以为他的苦难经历能够被任何人同情。时间所定型的一切,可以像博物馆里的文物一样原貌长存,举世公认。